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南三行”都把银行的业务重点放在支持工商业发展之上，其放款对象大都为当时重要的工商企业和重要的建设项目，如前文提到的浙江兴业银行支持钱塘江大桥的修建。仅1936年一年，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对工业的放款比例就占全部放款的60%以上。与之类似，浙江实业银行与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商业放款的比例也很高。当时著名的大企业——申新集团、大生集团、民生公司等都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长期客户，而浙江实业银行的客户范围则更广，其业务重点还放在了外商在华企业身上，如德商西门子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等，均与浙江实业银行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此外，“南三行”还有其他不少共同点，如通过媒介宣传、广设储蓄网点、提高银行服务水平等方式吸收普通群众的存款，秉承“存户至上”的办行宗旨。为了使银行有更长远的发展，“南三行”还纷纷开展外汇业务，与外商银行展开激烈竞争，这不仅大大促进了华资银行在外汇业务上的发展，更推进了中国银行业近代化发展的步伐。
抗日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南三行”的发展到了最高峰，它们都成了国内十分著名的商业银行。但遗憾的是，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多灾多难的民族工商业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季节，随之出现的是“南三行”放出去的工商业贷款等成为死账、国民政府实施压制和限制民营银行的垄断金融政策等状况。从此，“南三行”开始走向衰落，生存日益困难，勉强靠一些商业、外汇和黄金投机维持到了解放战争之后。
最终，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和新的经济体制的逐渐实行，“南三行”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旧时的私营“南三行”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此要解释的一点是，现在的兴业银行是1988年在福建省成立的民营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名称有些相似罢了。
强强联合：联营的“北四行”
在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37年里，还存在着一个与“南三行”相对应的银行集团，即包括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在内的“北四行”，这四家银行基本上控制了民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所有金融业务，可以视作北方的金融集团。“北四行”早期的股东多为军阀官僚，名义上是商办银行，但是跟政府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与“南三行”大不一样。
1917年开业的金城银行，总行设在天津，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金城银行由中国近代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周作民担任总经理，因其经营得法，银行业务发展得十分迅速。1936年，该行存款额达到近两亿元，一度超过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位居私营银行的首位。
盐的利税一直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历朝历代的盐官都是肥缺。所以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总长梁士诒提出设立盐业银行，此提议马上就得到了赞同。盐业银行比金城银行早两年创办，总行设在北京，由袁世凯的表弟、总统府顾问张镇芳出任经理。银行创办之时，以“辅助盐商维持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便民食”为经营宗旨，起初也是官商合办，由盐务署拨官款经营。可是，袁世凯一死，盐务署就不往外拿钱了，银行不得不重新招商入股，于是盐业银行就变成了普通的商办银行，总部也从北京迁到了天津，第一任经理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被捕，之后银行的当家人改为吴鼎昌。
“北四行”中的大陆银行，创办于1919年4月，它的诞生跟一个军阀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中华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当年发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挤兑风潮时，江苏无锡人谈荔孙正担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的行长，而冯国璋正是江苏都督。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京钞风潮”面前，谈荔孙表现出了一名出色银行家的素质，当机立断兑现了印有“江苏”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减少了当地百姓的损失，也维护了中国银行的信誉，他的表现，冯国璋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