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感情和理智，我以为，把俄国人尽可能地同欧洲和欧洲文化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德国人要比其他西欧国家或美国的人民更富有历史条件和经验。几百年来，尽管我们有时并未意识到这点——曾在包括受到亚洲影响的——俄罗斯地区和欧洲之间起过桥梁作用，这同讲德语的奥地利人对匈牙利人和巴尔干各国人民所起的作用相似。芬兰人、波罗的海人、波兰人、波兰和高卢犹太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也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这种桥梁作用中得到了不少好处，而他们从自己方面也为相互交流做出了许多贡献。
有必要重新架设这种桥梁并使之“起作用”。俄国人过去始终难以理解西方，今后他们也会这样，西方也难以理解俄国和俄国的政策——但德国人可以做媒介，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常这样干过。怀着这种思想，我于1974年一生中第三次前往莫斯科，去同苏联大帝国里最有权势的那个人进行会谈。
对于苏联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我是访问莫斯科的第三位德国联邦总理。1955年9月，康拉德·阿登纳曾去过那里，并且不顾勃伦塔诺外长的忠告——根据对德国局势的现实主义估计，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通向适应希特勒战争所造成的后果这样一个长过程的开始和序幕。阿登纳取得的成果是，莫斯科同意把战争结束10年后仍然被拘留在苏联的最后一万名德国战俘释放回家。在德国，人们原先估计的战俘数目要比这高得多，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几十万失踪者或者已经阵亡，或者已在战俘营里死去。苏联领导用释放战俘这一行动总算向德国做了一个姿态，但这不是荣耀的一页。但是，德国的领导仍然拒绝接受这样的认识：波茨坦会议确定的德国分裂已是一个人们不能回避的事实。
于是，哈尔斯坦主义依然有效。根据这个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单独代表全德国，因此，波恩不允许同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国家和国际法主体的那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据此，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关系自然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主义的一小部分残余迄今仍然存在，特别在基民盟——基社盟的许多政治家以及一些自民党人士的观念中是如此。从那个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残迹是双方驻在另一个德国政府那里的全权代表的名称：他们不能叫大使，因为这个称呼——人们是这样提出论据的——是建立外交关系的标志，而外交关系只能存在于同外国之间，而不能存在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
虽然这是假想的法律公式论据，但它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感到恼火，我在任总理的八年期间也没有取消这个礼宾上的特殊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想避免同联合伙伴自民党的一部分人进行不必要的争吵；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原因，是我想继续由联邦总理府来处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我不愿意让它转到策略上很有才干、但十分强调法律观点的根舍外长手里。此外，还有一个照顾我的朋友埃贡·弗兰克的实用主义考虑：根据赫伯特·魏纳的建议，我要保留弗兰克掌管的已经变得不重要的德意志内部关系部。
但实际上，在我任职期间，哈尔斯坦主义在我们向东方谋求利益方面已不再起阻碍作用。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归功于维利·勃兰特，他的外长瓦尔特·谢尔以及埃贡·巴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