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是访问莫斯科的第二位联邦总理。1970年8月，他怀着“最终越出空谈，决心有一个新的开端”的愿望同勃列日涅夫会晤，为这个突破树立了界碑。他同莫斯科签订的放弃武力条约虽然没有使战后欧洲东部的边界合法化，随后同华沙和布拉格签订的放弃武力条约，以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的基础条约也没有使之合法化，但它包含有不侵犯这些边界的承诺。这是莫斯科对波恩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基础。
但这也是对西方的态度起变化的基础。勃兰特1970年8月的那次访问正值莫斯科奉行“开放政策”之初。不久以后，这项“开放政策”又以1972年5月在莫斯科和1973年6月中在华盛顿同尼克松会晤以及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为标志，最后于1975年以赫尔辛基会议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达到顶峰。
西方许多观察家不清楚苏联推行开放和缓和政策的动机。我不怀疑勃列日涅夫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担心，他对和平的热爱是不可否认的。但除此之外，苏联也有一个明显的要求，即巩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25年中所取得的权威，包括对中欧东部的统治，并取得西方对此的确认。莫斯科想撇开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稳定世界分成苏联和美国势力范围的既成状况。对第三世界广大地区，可以以后同美国展开竞赛。克里姆林宫推行的新的开放政策在当时很可能已理想地实现了苏联巩固其既得利益的目标。
第三个动机可能是同样重要的。莫斯科想让华盛顿在世界公众面前正式证实，在此期间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同美国的全球战略均势。这同时也是大俄罗斯内政上的一个动机，它肯定也是必要的，以便于在政治局里取得一致。第四个动机可能在负责苏联经济的政治局委员——以柯西金为首——那里起过作用，就是：同西方做出某种安排可以给苏联提供一个喘息机会，使它能够发展由于加速军备竞赛而显然负担过重的国民经济民用部分。这一经济上的动机后来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更强烈地进入了人们的意识。
这四个动机，或者哪怕是其中之一，是否为苏斯洛夫周围的意识形态专家以及军人所赞同，我在70年代初一直不清楚。人们对毛泽东采取独立的包括进行核武装的方针显然日益感到恼火，但难以估计的是，这在苏联对美国推行缓和政策方面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政治局的动机可能是犬牙交错的。不管怎样，勃兰特看出了这对波恩提供的机会，他同勃列日涅夫一起，共同为未来的德苏关系拼凑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他的继任者的任务就是通过多年的细致工作，具体地充实这个框架。
从西方来说，早在1967年12月，北约部长会议通过批准一项关于推荐《哈默尔报告》的决议，以一般的方式提出了缓和政策。我们德国人有力地参与了这项工作。在苏联方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推动力量。而尼克松、蓬皮杜和勃兰特是他的最重要的伙伴。现在，所有这三个人都已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世界舞台上下来了——其中勃兰特是由于揭露出了东柏林的一个愚蠢的、挑衅性的间谍案而下台的。
勃列日涅夫不能不为失去他的最重要的伙伴而感到不安，加之他在推进自己政策的具体步骤时，在政治局里经常遇到困难，勃列日涅夫的威信面临危险。所以他决心使新上任的德国联邦总理的访问取得成功。虽然我也追求同样的目标，但谈判却是困难的，这在访问的头一天就表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