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由于联邦政府不得不经常地为地理上和军事上孤立的前德国（指当时的西柏林——译者）首都西半部在人际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以及政治上的对外联系担忧，以及由于苏联和东德在柏林问题上——即使四国协定得到完全的遵守——有许多可能性来损害别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波恩在哪些领域并用什么报酬可以促使苏联参与中欧关系的普遍正常化？有些什么办法可以使莫斯科至少接受德意志民族的两部分保持共属感并方便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有在两个领域里，苏联的利益和西德的行动可能性足以使双方取得进展。其一是减少苏联对德国人的担心，特别是对1945年确定的中欧东部边界的担心；其二是联邦共和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经济交流。鉴于苏俄的不信任感，在所有这两个领域里，都需要使德国的政策具有透明性和稳定性。但在所有这两个领域里，也需要实行对等：在政治军事方面，要相互放弃武力；用德国的资本货物换取苏联原料，要有利于双方。
这些认识就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1969年组成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并通过这个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的出发点。我们最后签署的一揽子条约不是轻而易举地达到的，不论从我们与莫斯科的双边关系看（特别是因为我们决心在谈判中不放弃德国统一这个目标），还是从我们同莫斯科、华盛顿、巴黎和伦敦的多边关系角度看，都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排除对四国柏林协定的许多疑虑，而没有这个四国柏林协定，整个一揽子条约对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作为内阁成员，我——如在60年代那样——参与了新东方政策的思想准备工作。作为联邦总理，我决心持续不断地推行并扩大新东方政策，对此苏联人是知道的。但他们不可能猜测到，我在历史、文学和音乐方面的修养帮了我多大的忙。
作为来自汉堡和吕贝克的汉萨（13~17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译者）人，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同诺夫哥罗德、普勒斯科、多尔帕特和雷瓦尔的贸易交往有几百年的历史。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伊凡四世时期。即使在汉萨城市失去了其原先的意义之后，这种关系仍然不时地活跃起来，彼得大帝就曾予以鼓励。俄国军队曾使我们汉堡人免遭拿破仑的严酷统治。我在少年时期曾听祖父讲过《法国佬时代》的故事。上学时，我不仅了解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知道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和莱蒙托夫；战后，我读过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书。我受过“俄罗斯灵魂”的熏陶，这是我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遇到的，我也看到“俄罗斯灵魂”是如何推崇格哈特·豪普特曼和托马斯·曼的作品。
在俄国进行的这场战争使我经历到俄罗斯平原的无限广阔，这是那些长篇和中篇小说叙述的情节的舞台。在60年代，我注意到，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亚夫画廊和列宁格勒的国立艺术博物院里，大批观众折向欧洲绘画作品面前的情景。在我看来，欧洲的音乐如果没有伟大的俄罗斯人，如果没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格斯基，没有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夫耶夫，那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俄国曾经领受过私人的热情好客，但我也目睹过希特勒战争在这个国家的城市和俄国人心中留下的深刻伤疤。
当然，我知道俄国在哲学、科学和建筑方面从西欧吸收了些什么。一句话，尽管俄国有着完全不同的、使我讨厌的“政治文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认为俄国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属于欧洲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