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那年，罗先生介绍我拜了梅兰芳先生为师。从此又常到他家去学习。正好当时南通张季直委托欧阳予倩先生在南通成立戏曲学校，梅先生叫我代表他前去致贺。为此，给我排了一出“贵妃醉酒”，这是梅先生亲自教给我的。我到南通后就以这出戏作为祝贺的献礼，这也是我倒嗓后第一次登台。回京后，仍然坚持着每日的课程，并且经常去看梅先生的演出。对他的艺术，尤其是演员的道德修养上得到的教益极为深刻。
经过两年多的休养，十八岁那年，我的嗓子恢复了一些，又开始了演戏生活。那时候唱青衣的人才很缺乏，我当时搭哪个班，颇有举足轻重之势，许多的班社都争着约我合作。我因为在浙慈会馆曾与余叔岩先生同过台，于是我就选择参加了余先生的班社。在这一比较长的合作时期，我与余先生合演过许多出戏；像“御碑亭”、“打渔杀家”、“审头刺汤”等，对我的艺术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十九岁那年，高庆奎和朱素云组班，约我参加，有时我与高先生合作，有时我自己唱大轴子。这时我在艺术上略有成就，心情非常兴奋，但我始终没有间断过练功、调嗓子与学戏。当年我患了猩红热病，休息了一个月，病好之后，嗓子并没有发生影响，反而完全恢复了。
这时候我对于表演上的身段开始注意了。罗先生给我介绍一位武术先生学武术，因为我们舞台上所表现的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动作，与武术的动作是非常有连带关系的。学了武术，对我演戏上的帮助很大。我二十岁排演新戏“聂隐娘”时，在台上舞的单剑，就是从武术老师那儿学会了双剑后拆出来的姿势，当时舞台上舞单剑，还是个创举呢。
从此以后，我的学习情况更紧张了。罗先生帮助我根据我自己的条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也就是应当创造合乎自己个性发展的剧目，特别下决心研究唱腔，发挥自己艺术的特长。由这时候起，就由罗先生帮助我编写剧本，从“龙马姻缘”、“梨花记”起，每个月排一本新戏，我不间断地练功、学曲，每天还排新戏，由王瑶卿先生给我导演并按腔。
罗先生最后一部名著“青霜剑”刚刚问世后，他就故去了。这时曾有一部分同业们幸灾乐祸地说：罗瘿公死了，程砚秋可要完了！但是，我并没被这句话给吓住，也没被吓得灰心。我感觉到罗先生故去，当然是我很大的损失；可是他几年来对我的帮助与指导，的确已然把我领上了真正的艺术境界。特别是罗先生帮助我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使我找到了应当发展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艺术进境，真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为了纪念罗先生，我只有继续学习，努力钻研业务，使自己真的不至于垮下来。从此，我就练习着编写剧本，研究结合人物思想感情唱腔与身段，进一步分析我所演出过的角色，使我在唱腔和表演上，都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和启发。
我的学习过程，自然和一些戏曲界的同志都是差不多的，我在学习上抱定了“勤学苦练”四个字，从不间断，不怕困难，要学就学到底，几十年来我始终保持着这种精神。戏曲界的老前辈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古人说：“业精于勤”，这些道理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