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94年，我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由黄山书社出版。此书的出版，费了多年的心力。
早在1986年，我就向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提出，应当整理、编辑出版本所收藏的胡适档案。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国内外学界不少人知道，我所图书馆收藏着资料非常丰富的胡适档案。这批资料学术价值极高，远不止是对研究胡适有用，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不论是研究有关人物还是研究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乃至其他多方面的历史，都可以从胡适档案中找到有用的材料。这是天下之公器，应当提供给海内外学者使用。（二）我多次查阅过胡适档案，这批档案的现状很杂乱。本来，由档案主人保留的资料，即按其原有状态保存，不加整理，这也是许多学术机构惯常的做法。但这是有原因的，一是原来的保存状态良好，二则可能文件数量不是太大，登录之后，查找起来无大困难。如文件数量非常多，以原有保存状态良好，查找起来，虽不甚方便，但只要有详细登录，还是可以查找得到。对这类档案不加整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整理起来需要聘请专家及配备助手，耗时耗财，不胜其烦。我们所藏胡适档案，情况不同。一则，资料早已非胡适先生自己保存的原有状态，经过大批判时被中宣部征用过，当时已被人大动过手脚。二则，近代史所曾将另外收集到的胡适相关资料加入其中。鉴于以上原因，现存胡适档案，比较杂乱，一部分卷宗，存放资料较少，有逐件登录的目录，另有相当一大部分卷宗，完全没有目录。有些卷宗内含有上百件文献，如果管理不严，很容易丢失。事实上我已察觉有文献丢失的情况。我第一次阅档时，留有印象的文件，第二次阅读时竟不见了。非常明显的是，在1980年代初期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录的文件，有少数文件在档案里却找不到，如周作人的信件就是一个例子。我当时对所领导说，如再不加系统整理和登录，将来难免还会发生丢失的现象。我还强调，我们几乎不需要多少经费的投入，我可以找几位帮手，完全尽义务地来做这项工作。我强调指出，这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和我本人对学界应尽的义务。
然而，即使很少的一点经费，所里也拿不出。我设想，重新整理过的档案，至少应放入档案柜中保存，不宜仍在普通书架上堆放，常覆在尘土之下。至少应做一批统一的卷宗袋。原有的卷宗袋，五花八门，有不少是1960年前后出品的，用非常糟糕的纸制作的，必须更换。
所领导请我以研究所的名义向院里打报告，说明整理编辑出版胡适档案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院里批示，同意研究所意见，但不能拨给经费。
我和所领导都曾与一些出版社接触，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合作。但那时候的出版社都是国家机构，搞这样大的项目，必须向上级申请经费。当时，恐怕前面提到的某大员所说“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胡适的东西”的话，还言犹在耳。故没有出版社肯担任此事。
在此情况下，和我很熟悉的，当时在《历史研究》杂志工作的庞朴先生介绍我去见一位当时在中央农村发展研究所（这个名目我记不准确了）的一位年轻人，据说他很有能力。我如约去见这位先生，并详细谈了胡适档案状况及我对于整理编辑出版胡适档案的设想。结果他给我出的主意是设法找一个出版商，由出版商来筹划此事。我回来将此意向所领导汇报，他们都感到不知如何措手。那时出版商的概念，还显得相当生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