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90年，安徽黄山书社的人来近代史所组稿，听说此事，他们表示有兴趣。但后来，临到实施计划时，他们觉得，出版社没有足够资力做初期投入。事情俨然有搁浅的危险。这时，有一位扬州的出版商，他给历史研究所做过“徽州文献”的影印出版，有一定经验，得知胡适档案事，乃及时赶到本所，见过所领导。他描绘出一幅颇能动人的出版前景。所领导与其达成口头协议，将情况告诉我，我也表示同意。
于是，从1991年起，除了图书馆的两位尚在职的人员以外，我请了几位退休的同事来帮忙做档案的整理工作。我首先拟定档案的详细分类纲目，并演示若干案例。然后与共事诸位商定具体实施办法。大约1991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整理档案的工作就正式开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整理工作完成，所有档案文件按分类编出详细目录，再分装卷宗，每一卷宗，详细登录本卷宗内文件目录，如此，读者阅后，管理人员便于检录收存。
大约1992年底，或1993年初，我开始选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因为有了详细的系统分类，选编工作可节省不少时间和精力。记忆中，似乎不到1993年的年底，《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的选编工作初步完成。然后请韩荣芳教授帮我复核，在每卷卷宗目录页做出入选标记，并誊清全书的总目录。
1994年初春，将入选文件依总目录的顺序编排页码，稍后即进入照排。随后又经复查，补拍个别遗漏。到是年秋，属于编辑工作范围内的事，全部告竣。出版商以黄山书社的名义，于1994年年底前，将影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共42册出版。
此书材料极为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稍有遗憾的是，因时间不够充裕，我未对全部材料做考证和加注的工作。时间不充裕，是因为，此事自始至终，都不是我个人可以完全做主的事，这是研究所的一项工作。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说来很不好意思，就是全所同事，特别是所领导，迫切希望通过这项工作，给所里“创收”。当时，社科院除了经济学科、法律学科等少数研究所，其他大多数人文学科的研究所工作人员，生活都非常清苦，与高等学校教师相比，与国家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相比，情况明显困难得多。当时有一段民谣式的顺口溜说：“远看像是逃难的，近看像是要饭的，上前一问，是社科院的。”虽然说得很夸张，但可以反映出当年社科院工作人员的窘境。政府不能帮助解决问题，就允许各显神通去“创收”。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们受到极大的压力，一度要开办汽车出租公司，车都买了，院子里排满了“夏利”牌小轿车。在海内外传为笑谈。后来因找不到合适的承租人而不得不把车再卖掉。在这种情况下，所领导和全所人员对出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便寄予厚望。事实上，这本书确是给所里创造了为数可观的收入，总有几十万吧。但我个人没有拿一分钱的编辑费。我所做的所有推动胡适研究的事情，都是尽我应尽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