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长路远,努力前行——回忆胡适研究的历程(8)

建立胡适研究会的事,比较容易办。可以在民政部登记的一级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下面设一分会,这样可不必单独申请逐级审批,很麻烦,而且说不定会在哪一级被搁浅。我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可以兼一下胡适研究会的事。从此以后,我所发起和组织的所有胡适研究的活动,都是用胡适研究会的名义进行的。

编辑《胡适全集》的动议,安徽教育出版社最先做出回应。可能是1992年的秋天,该社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找我,表示他们有决心担任出版《胡适全集》的事,以后往返商议多次。我考虑此事由安徽的出版社来做是比较合适的。而教育出版社在当时都是比较财力雄厚的,承担得起成本付出,所以,我同意同他们合作。

后来,在如何主持编辑工作等问题上,我和出版社的人意见不同。几经交换意见,结果仍按他们的意见,由出版社主持全部编辑工作。我的意思,由研究有素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来主持编辑工作,可能对于保证学术质量有好处。既然由出版社主持工作,我就没有多少责任了。我一向不愿做挂名的事,所以,提出辞去副主编的头衔。出版社方面坚决不答应,随后又有海内外的朋友出面劝留。担任主编的季羡林先生也打电话来,要我一定不要辞职。他甚至说,无论如何,你的名字一定要保留。在此情况下,我若再坚持辞职,似乎不近情理了。我虽身为副主编,实际上很少参与。《胡适全集》于2003年出版,除了保留《胡适文存》(包括《胡适论学近著》)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独立专著形式,是我一再坚持的原则之外,对其他方面,我都没有资格承担其责任。作为第一部《胡适全集》得以在大陆出版,尽管其中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意义与价值还是不容抹杀的。对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参与编辑工作的所有学者的劳动,应当予以肯定。

1993年、1995年分别在青岛和上海举办第三次、第四次胡适研讨会。青岛的会,得到当时在青岛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王书君先生的大力帮忙,会议圆满成功。上海之会,是与华东师大历史系合作举办的。其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主编的曹伯言先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那次会议,参加的学者人数较多。我们第一次请到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傅安明先生到会,他对那一段时期胡适先生的生活与朋友交往知之最多。

青岛会议的论文选编入我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中(1995年5月出版);上海之会的论文选收在我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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