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准备在1991年的暑假期内举办这次研讨会，以便于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学者参会。但很不巧，当年夏天绩溪发生少有的大洪水，不得不改期在11月举行。我在10月上旬，将所有会前筹备工作都安排妥当。10月14日，我离京赴武汉参加辛亥革命80周年研讨会。会后赶往广州，从那里出发去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举办的胡适研讨会。在那里，初结识陈方正先生、金耀基先生、刘述先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会后拜访香港大学历史系主任吕元聪教授和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伦霓霞教授。几年前，吴教授曾邀请我访问中文大学，因故未去，此番也算是践履前约。我为香港之会提供的论文是《胡适的文化心态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此文收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一书）。
此次在港停留一周，回程在广州停留一日，于11月2日从广州直飞黄山，有汽车送我到绩溪。绩溪县委书记提出两条：他们县政府不宜做合办单位，可改称协办单位；他本人不宜担任组织委员会的副主任。我知道他的意思，答应可以商量。
我为了会议能够顺利举行，拜访了绩溪几大班子的多位负责人。由于参与筹办会议的近代史研究所的科研处长，临时被某所长调去陪他去访问俄国，以致会议一切会务几乎都要由我一个人一一去实施，真是累得不轻。好在曾任人民出版社社长的前辈王子野先生特来参会，他本人是绩溪人，在亚东图书馆工作时，曾见过胡适。有他在会，许多事比较好沟通。还有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先生，他本人也研究胡适，故会内会外给我许多帮助。还有全体与会者都是学者，大家很合作。所以，这次会开得非常成功。
会议于1991年11月7日至11月10日在绩溪宾馆举行。
我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讲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史上具有广泛影响而又争议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对他只有批判而无研究。十余年来，研究胡适的有关论著相继问世，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适研究，将会在比较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下，不断深入，取得更大进展。”我还指出，“学术研究应当避免华而不实的浮泛的感想之论，应当力求做到充分地占有材料，立论有据，扎扎实实。”
会后编选的论文集，我取书名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据说销路非常之好，以至几年之后，又再版一次。这在大陆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竟然有再版的机会。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全国绝大多数从事胡适研究的人和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人，得机会聚在一起，互相认识，互交朋友。这对以后推动胡适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有这次成功的学术聚会，才有以后数年胡适研究的迅速推广，才有胡适研究会的成立和《胡适全集》编辑工作的筹议。
1992年夏，我在北京邀请胡适研究有关学者开第二次研讨会。这次会，有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学者，如唐德刚先生、周质平先生、陈宏正先生、赵润海先生等参加；邓广铭先生和王子野先生也到会了。较早开始做胡适研究的学者，如易竹贤、朱文华、胡明、颜振吾、沈寂、曹伯言、季维龙、欧阳哲生、陈漱渝等二十几位朋友都参加了会议。会议除了讨论胡适思想议题之外，还形成两点共识：大家都认为应当组织胡适研究会，以便开展活动；应开始筹议编辑《胡适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