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从《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写胡适的传记。我仍然没有答应，我仍觉得条件不够成熟，写不出自己可以满意的胡适传记。我只答应四川出版社，把原来《论稿》中的年谱简编进一步充实，单行出版（原来，香港中华书局抢先把那个年谱简编单行出版了，据说，销路还不错）。新编的《胡适年谱》于1989年出版，此书对于胡适研究者和其他对近代思想学术史感兴趣的人，颇有参考价值，被引用得更多些。
1989年的风波过后，学界气氛颇为滞重。但1991年是胡适100周年诞辰，我觉得应当做点什么，否则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
1990年，有一次在院里出席一个会议。中间休息时，我同胡绳院长说，明年是胡适先生100周年诞辰。现在尽管对胡适评价还有很大分歧，但胡适对中国新文化的影响是举世公认的。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当年也不会搞那样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现在知识界已有相当多的人开始对胡适有新的认识。我估计，为胡适诞辰百周年，海外一定有纪念活动，我们如果毫无举动，是很不合宜的。我打算明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以为纪念。您看是否可行？胡绳院长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随后他又说，“过几天我要召集历史学片各研究所所长会议，你来列席参加，把你的想法在会上说一说。”我很高兴，答应一定参加，这说明我的想法已经开始进入逐步实施的程序。我在历史学片各所所长会议上，稍详细地说明我的想法，以及关于举办胡适研讨会的初步设想，结果获得所有参会者的热烈赞同。于是，胡绳先生便对我和近代史所的所长王庆成先生说，要我们就此事用近代史所的名义向院里打报告。这报告自然由我来起草。不久，院领导即批示同意，并拨一部分经费支持。大约从1990年底到1991年春，我花了很多精力来筹备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胡适研讨会。
第一是联系各地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希望他们都能借此机会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有些人从1979年以来已陆续认识，有些散在各地的学者需要设法联系。第二是选择会议地点。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希望在胡适的出生地举办第一次研讨会，这样比较有意义。以后再举办会议，也都选择胡适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至少是他足迹所到的地方来举行。我和近代史所的科研处长一起专程到安徽去考察，先后在合肥、绩溪、黄山等处停留。绩溪应是首选，但那里举办学术会议的条件确实不是很好。但当我听到绩溪县机关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说：“耿先生，胡适研讨会如果在首都北京举行，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在其他地方，而不在绩溪举行，我们想不通。”这句话令我十分感动。一个普通的绩溪人，对他们的先贤有如此的情怀，这在当时，胡适在学界以外还远没有得到起码的正名的时候，是非常难得的。这与他们的领导层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做领导的，总难免有种种顾虑。我决定即在绩溪举办第一次胡适研讨会，以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我相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会议是无论如何总可以开得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