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又发生一场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因何而起的运动。运动既然发动了，总会有人紧紧跟随。于是有几家报刊上便又有批判文章发表，其中有一篇因作者地位很高，所以文章分量也显得很重，是在《光明日报》上发的，其中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说到学校的课堂里不允许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此话有人反映到主管意识形态的人那里，于是学术界的批判运动不了了之。
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又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