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研究胡适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后，经常有杂志和出版社向我约稿，都无法应允。原因是，我从1981年开始协助黎澍先生工作，我自己也还需要完成研究所和研究室一些集体项目的工作。况且，家务负担也非常之重。我没有精力再做其他。胡适研究，始终是我个人的一项业余的工作。
1983年秋冬，有一场所谓“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所内为“清理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几无可能。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的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当时我正在一边帮助黎澍先生做事，一边为四川出版社赶写一部书稿。原来，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此事，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也表示支持。于是我可以稍稍利用正常工作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大约将近一年的时间，书稿成。这本书稿共收论文九篇，其中有三篇是在《历史研究》上面已经发表过的，另有六篇是这一年里赶写出来的，还有一篇关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考证文章，是早几年写出而未曾发表的，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胡适年谱简编，也是早几年写有初稿，在这一年里补充材料。1949年前的部分主要材料来源是胡适档案。1949年以后的材料主要来源是胡颂平编的《胡适年谱简编》（那时，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大陆还见不到）和部分台湾出版的期刊。全部书稿约40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上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大量胡适档案中的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香港、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导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