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约就在《胡适》小传出来不久，李新先生对我说，明年（1979）是五四运动60周年，准备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学术讨论会，你可以就胡适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只是漫应着，总觉得写一篇学术论文，若不能较充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查过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心放在建设事业上，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片面突出政治，大搞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给人扣政治帽子。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
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交给李新先生审阅，他觉得很好，就直接转交给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当时，黎澍先生还兼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有一次，他在研究所后面的大院子里，在我们研究室的门前遇见我（那时，近代史研究所仍是三进四合院的旧貌），主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他认为，我那篇文章是即将发行的一期《历史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记得，讨论会上收到五六篇以胡适为主题的文章。会后，我参与编辑讨论会的论文集，有关胡适的文章入选的比例是最高的。我发现，会议竟然没有一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觉得很不合宜。我同主持编辑工作的丁守和先生商量，我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写一篇蔡元培的文章，加入论文集里。
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开始。
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诸多曲折的过程。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突然听说有某位高层大员发话：“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胡适的东西呢？”出版社的负责人立即决定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90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而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而那位企图阻止这一进程的大人物却早已作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