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谈到我的个性与兴趣。我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从读高中的时候起，就对思想和理论产生兴趣，尤其是读了我的朋友送给我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随后又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我觉得我的兴趣完全转到自我思想训练上来。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一课，胡适只是被简单地批判一通，他到底有些什么思想主张，并不清楚。现在有机会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应该把胡适的思想弄个清楚。
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爱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数量非常可观的胡适档案资料，可以为我的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
我深知，研究胡适这样一个曾被一场席卷全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彻底否定的人物，是有很大困难的，特别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我只能从搜集资料入手，先做一点资料积累的工作。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大约陆续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同时，我试探性地写一篇丁文江的小传。因为丁与胡适关系非常密切，其思想观点亦极相近。对丁文江的评述，可以为胡适的评述得些参考借鉴。我访问了跟丁文江关系较多的黄汲清先生、高振西先生等，还把初稿交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张文佑先生带到他们研究所去征求意见。张文佑所长告诉我，一位曾与丁文江很接近的尹赞勋先生说：“怎么能给丁文江立传呢？”这很可能反映出那时一班人的思想状态。不过我还是把我的《丁文江》的稿子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四辑（1977年10月）上发表出来。我知道，丁文江与胡适不同，胡适经过全国规模的大批判，人人知道他是思想文化界第一号的“反动派”，而丁文江只有知识界较少的人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所以，对胡适能写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发表出来，还需要仔细斟酌。
《胡适》小传的初稿紧接着《丁文江》写出，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五辑是1978年10月才出来。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胡适》小传中除了对其文学革命的贡献有明确的肯定以外，还远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这不仅是环境使然，我自己的认识也还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