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
一
我之从事胡适研究，是许多原因促成的。
1972年，“文革”尚未结束，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成立）接到任务，要组织人力进行中华民国史研究。据说这是一年前，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等人提出的建议。我1964年毕业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搞两次“四清”，一次农村劳动，接着，就进入“文革”。所以还从未接触业务工作。搞民国史，让我们一部分年轻人有机会比其他人提前进入业务工作，是很大的幸运。然而，“文革”毕竟尚未结束，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地全力做研究工作，大约每星期可以有三四天的时间用来做研究工作，其余的两三天时间免不了要参加“文革”各种活动、各种会议之类。这已经令人羡慕不已了。
由李新先生领衔，于1972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实际上当时叫作研究组），起初只有十几个人。李新先生要求大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入手，分作三个小组，一个小组以民国人物为中心，一个小组以大事记为中心，另一个小组以专题资料为中心。
我们的工作得到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双方约定，由我们民国史研究室的三个小组分别编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人物传”、“大事记”和“专题资料”三个系列的稿子，交给中华书局刊印，作为内部资料发行，借以征求意见，为将来撰写《中华民国史》做准备。
我被分在“人物传”小组。第一步工作是查阅资料，列出千人左右的人物传入选名单。我主要关注思想文化（包括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人物。很显然，胡适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首要人物，对他是一定要作为重点加以研究的。可以说，我是被一种客观形势推到研究胡适的路上来的。如果没有研究中华民国史这回事，按我个人的兴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又如果我不是被分在中华民国史的人物传小组，又如果我不是被委以重点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我也许就不会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当然，这只是客观形势的一面，单有这一方面，还不足以使我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因为我可以一般地了解胡适的主要资料，写一篇胡适小传，就可以交差了，不一定要没完没了地研究他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