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2)

母亲连她自己的姓名也不关心,她究竟在乎什么,我真也想不出来。一次母亲问我,说甲字出头是不是要念作申?我说是,我奇怪她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晚上作梦,一个和尚告诉她的。停了一会儿,她悠悠的说:「要是能识字多好!」这是我平生唯一听到的她的独白,我那时没细问,也许其中尚有蹊跷。又一次,她跟我说,希望我好好读书,长大后也许可以到银行上班,她说以前她在上海,看到银行上班的男人身上穿着白西装,上午别的行号早已开工了,他们还没开门,下午人家还在上班呢,他们就关起门来在里面歇着了,舒服又赚钱多,真是好职业。又说我们家穷,我如果考师范也好,师范学校读书不要钱,将来做得好也许能当个校长,下面管许多老师也是好的。

我后来检视我的一生,发现真愧对了我的母亲,第一是我没能穿着白西装到银行上班,从事她认为舒服又赚钱的行业,其次我虽做了一辈子的老师,最后是以教授的身分退休,但不要说没做过校长,连院长、主任都一个也没当上,无以副老母殷殷之望,真是不孝之至。但母亲对某些世事的看法与事实是有段遥远的距离的,譬如银行下午关门并不是让行员「歇着」,里面还有许多烦琐的清账结算业务要忙,万一短少了钱,还得由自己来贴,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紧张得很。还有教师真教得好,不见得会做校长,做校长跟做官一样,是要耍许多心机与手段的,而且即使做了校长之后,老师也不见得甘心被你「管」,就算所有老师都受你管了,做校长的也没有什么神气可言。

但令我记忆最深的是那次她自言自语的说「要是能识字多好」,那是在说出她认得的一个字之后突发的感慨。她平生只认得申这个字,而且是梦中的和尚告诉她的。其实照她的话,她认得的并不只一个字,因为她说申是甲字出头,她至少该也认得甲字才对。还有她也认得数字,否则无法打麻将,因为麻将牌上是有数字的。她会打麻将,而且据说是颇精于此道,也会算账,她不用一般的加减乘除,但一切心里有数,她没有账册,晚年跟人来「会」,她欠人的、人「该」她的,都记得很清楚,还晓得「以会养会」,从来不曾犯错,这一点,我就不如母亲许多了。

我也曾从知识的层面来比较母亲与我的生活,我后来从事的,是有关于知识的行业。韩文公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专指知识传授,而所传的道与所解的惑,也大抵与知识有关。现代的教师除了教书之外,还要作研究,那是学术的领域,就不只是与知识有关,而直接等于是知识了。我一生都在知识的范畴里打转,有时候知识让我自信满满,以为自己因为拥有知识而能力无限,但有时候知识又使我沮丧,因为像大海一样,知识越探索就越是深不可测,才知道以蠡测海的困局。我知道我的知识其实有限,母亲的知识当然更有限,但相比起来,其实差别不大,我们只不过在有限世界的有限时间中活着罢了。

我所能记得有关母亲的事,大致就只这些了。母亲确实是个平凡又不起眼的女人,她似乎只活在当下,除了上海烟厂的那一段,她好像没有任何过去,她的左右也没有什么人,当然我用这样的文辞来判断母亲也不尽公平,我与她相处的时间不长,正在我的生命从少年向青年展开的时候她就死了,我其实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做任何鉴别的工作,生命的意义不见得是自己创造的,大部分生物或人的意义应该并入整个世界、整个时代来计算。

母亲死的时候,用中国人的算法也只五十四岁而已,但她在还不到五十岁的时候,周围眷村的人已喊她老太太了,可见衰老得厉害。她的历史也许很复杂,但因为没刻意留下证据,就显得像直线一样的简单。她一生结了两次婚,可能都不是自主的,第一次也许是父母订下来的,生了几个孩子丈夫死了,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上海不好生活,就在别人的劝说与安排下与另一个中年失偶的男人又结婚了。婚前婚后都没有激烈的感情,那不是亘古以来的一般婚姻吗?人不可能没有感情的,但不断压挤,或闲置不用,再澎湃的感情也会变成一条废弃的神经,最后失去了作用,也跟没有没什么两样了。与母亲再婚的中年失偶的男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在我记忆中更是空白一片,假如死去的人也有记忆的话,他对我与妹妹也不会有什么印象的,他的一生面对中国最大的变局,如果他在意,周围的事就让他目不暇给,他怎会记得在他晚年生下的几个孩子呢?假如他不在意,整天浑噩度日,那就更不用说了。

母亲死后火葬,骨灰埋在宜兰乡下的坟场里,那个坟场虽是公立,但管理不善,各家照自己的风水做坟,弄得整体像乱葬岗一样。八年前的有一天,三姐说她晚上作梦,梦见母亲说她住的房子淹水,我们去查看,发现周围不断新建的坟墓已把母亲的埋骨之所弄成洼地了。我建议把骨灰带到台北,这可以让我们祭扫方便,但三姐说母亲似乎告诉她不愿迁徙太远,我们就下决心再在附近找块地做一新坟。我们把旧坟里的木盒「请」出,还好木盒并不潮湿,里面包裹骨灰的红布也完整。我们打开红布,把骨灰轻轻倒入新置的陶瓮中,最后一把,做坟请来的风水师要我这当儿子的用双手捧入。当时母亲已死了四十余年,她灰白的骨粉在阳光下闪着沙子般的光辉,我记得四十多年前,母亲的骨灰装入盒中最后一捧也是由我捧的,那时我只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母亲轻轻的骨灰从我指隙慢慢流进新瓮中,我回忆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就像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完全的流走了,这也几乎是我的一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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