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来访者也写下了他们对疗养院状况和对奥威尔的担心。他的外甥女简·戴金“非常震惊，真的是。那里似乎很闷、杂乱不堪，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风好，令人鼓舞”。在沃伯格看来，“它看上去似乎有点像是个位于北极的集中营，而不是一个治愈肺结核病的地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奥威尔在世的最后一年里经常去看望他，2月中旬时和安东尼·鲍威尔一起来看望过他，“发现奥威尔上午身体很好，还是那个值得信任的、可爱的自我主义者。他看上去很瘦，他说他大概从此每年冬天都要在疗养院度过……（他）居然能从床下拿出一瓶朗姆酒，我们一起喝了它。我觉得他兴致很高，但他说不得不接受的治疗有点疼”。两个月后来看望他的沃伯格却认为其状况“令人震惊”，认为康复机会只有一半。由于担心他的作家性命有虞，沃伯格加快了此书的出版，奥威尔在疗养院看了校样。
奥威尔的信件并未透露多少情况，到最后，当他病得很厉害也很虚弱时，那些信件变得很拖沓。可是因为它们以简单的用词记录了将至的死亡，读来十分感人。杰辛莎·巴迪克姆以前从未回复过他在缅甸的寂寞中写的信，较晚才知道她的儿时朋友已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给他写过信（但未去疗养院看望过他）。在回信中，他悲伤地回顾了延续了很长时间的病：“我一直患有这种令人沮丧的病（肺结核），1947年秋天以来病得很厉害，可是当然我一辈子都没能摆脱它。实际上，我想在我很小时它就首次发作过……我现在只能阅读和玩填词游戏。”
他开始了注射链霉素的第二个疗程，但首次注射就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以致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可能挽救他生命的唯一一种药物。他从来不是个爱抱怨的人，总说他被照顾得很好。但那里的医疗检查跟食物和居住条件同样不足，医生似乎并不出色，对他的病只是敷衍治疗。他住进三周后，连主治医生的面还没见过，而那位医生的助手从来连听诊器也不用，只是每天早晨来查房，问问他感觉怎么样，然后很快就继续查别的房。他的状况未能稳步变好，到3月底，他大量吐起血来。到5月，他“病得极重”，令沃伯格担忧的是他承认道：“我发烧发得没力气去透视室坐在屏幕前。拍完照片后，我的担心没多少疑问，它会显示两侧肺都恶化得很厉害。”
奥威尔对理查德仍极为关心，那是他坚持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阿芙利尔在朱拉岛上照看他，比尔·邓恩负责农场，如果奥威尔去世，她就是理查德的监护人。他自豪地告诉杰辛莎当时已将近五岁的理查德尽管“还不会写字，讲话也很迟，但是像我以前一样很喜欢钓鱼，也喜欢在农场上干活，能帮很多忙，对机械很感兴趣”。理查德在克兰汉姆附近待过一个月，并在1950年1月被最后一次从朱拉岛带来看望了奥威尔。但不得不让他与奥威尔保持一臂距离，奥威尔不能搂抱他，他一直问奥威尔：“你伤着哪儿了？”莱蒂斯·库珀记得奥威尔具有传染性，自然“很害怕让理查德靠近他，他会伸手把他推开——而乔治做得很生硬，因为其举动中本来就有生硬特点。他也不让那个孩子坐在他膝上”。理查德还太年幼，自然不能理解奥威尔的行为，当时的他一直不知道他父亲有多么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