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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威尔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一九八四》时，他也对未来存有不切实际的希望。1948年10月，他迟疑不决地告诉朱利安·西蒙斯：“我也许可以去国外，但行程可能要我的命，所以住进一间疗养院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几天后，在给理查德·里斯写信时，他终于承认他在朱拉岛住不明智：“今后每年冬天我必须住在容易找到医生的地方——至于在哪里还不知道，但可能是像布赖顿这种地方。”他甚至想过“在更合适时，我们可能安排每年冬天去西西里岛住”。他所患的消耗性疾病不详的发展——体重下降，变得憔悴，发高烧，夜里盗汗，气短气喘，胸口疼，咳得厉害，时常伤风和咯血——让他最后不得不于1949年1月离开朱拉岛（参见附录3）。
奥威尔决定不回海尔麦尔兹，在那里接受的痛苦的气胸疗法未能治好他的病。与格温·奥肖内西和布鲁斯·迪克商量后，他先是选择了诺威奇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在院方未能让他及时入院时，他于1949年1月6日进了克兰汉姆的科茨沃尔德疗养院，那里海拔900英尺，离格洛斯特5英里。迪克医生谨慎地告诉戴维·阿斯特：“我希望这个可怜的人能好起来。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后需要在疗养院环境下最小心地生活。我认为回到朱拉岛的梦必须醒醒了。”
在克兰汉姆，奥威尔主要过着户外生活，住在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那是老式肺结核疗法的遗留（但无效果），即休息、合适饮食、日照和新鲜空气。在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奥威尔显然满意那里的环境，他准确记述了其布置：
我住在一间所谓的小屋中，是一排相接的木屋中的一间。玻璃门，每间小屋的面积是15x12英尺。有热水管，一个洗脸盆，除了常见的床头柜，还有一件五斗橱和衣柜。外面有个玻璃顶走廊，全是手端进来的——没有那种手推车难听的格格声，那种声音在医院里总是不绝于耳。也没多少收音机的噪音——病人全发了耳机。
奥威尔曾告诉康诺利他觉得自己的病“有意思”，在克兰汉姆时，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可阻挡地日益变差。在肺结核病体中，肺部因为被感染组织细菌的繁殖而受损。细菌攻击并破坏身体组织时，会形成小圆球或称结核，里面含有细菌和白细胞。细菌引起肺部组织机能障碍，痰里也有了细菌。这种消耗性疾病缓慢地从结核病机能障碍、组织坏死和形成空洞发展到侵蚀血管和肺部出血，如果出血量大，甚至会引起病人因为自己的血窒息而死。
在《魔山》中，托马斯·曼描述了这种病理发展及其经常导致死亡的特点，这种发展即“形成小核，出现可溶性毒素及其对系统的催眠效果；组织坏死，还有能否通过白垩状石化作用阻止这种病并通过纤维化将其治愈的问题，要么（更可能出现）它会不会扩展到整片区域，造成更大空洞并破坏该器官的问题”。就像阿尔贝·加缪——他也患了同种疾病，在1949年接受了同样的注射链霉素和对氨基水杨酸的疗程——奥威尔一直与身体疼痛做斗争并知道来日无多。跟加缪一样，他觉得“没几个人在想到他们的疾病时带着像我感到的那么恐怖……我对死的感觉是熟悉的”。
尽管克兰汉姆难以到达，特别是那时很少人有汽车，但比起海尔麦尔兹，那里离伦敦近得多，有几个朋友和熟人得以拜访他。经济历史学家R.H.托尼去看望过他，他家就在克兰汉姆附近，他也跟理查德·里斯是朋友。奥威尔说托尼是“工党运动中少数几个既令人尊重，本人又让人喜欢的要人之一”，并难得地送了他一本《一九八四》。《旗帜晚报》的编辑查尔斯·柯伦称尽管奥威尔肺部情况很糟糕，但仍在抽“可怕的烟卷”，而且仍热衷于讨论大事。在《一九八四》中，他关心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度里如何坚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在此国度内，宗教信仰被对一个无所不能的领导人的崇拜所取代。“世界上的问题是，”他告诉柯伦，“如果人们已不再信仰上帝，我们能否让他们彼此以礼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