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沈元，这位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学者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两代人之遥，现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认识他的人也极少谈到他。有谁知道这被遗忘三十年的人，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掀起一阵风潮。
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与他也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风波起自1962年《历史研究》第3 期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在国学、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和新颖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特色，无论从国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青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尽管这是人们的妄加揣测，更是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却表明一些人把当右派看成可以赢得时间读书的机会，而对自己疲于运动、没有时间读书的经历非常感慨，甚至为此愤愤不平。
在大学或研究所没有时间读书!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这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试看，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间断地下乡下厂劳动，热火朝天；1959年的“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接踵而来，人人如坐针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连毕业论文也免了，就这样都毕了业。五年大学真正埋头读书的时间又能有几何? 研究所也不例外，虽说这里以写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著作，个人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拖至七八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了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