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国，胡适因为受实业救国论的影响，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来因兴趣不合，又转入该校文学院。与此同时，他不仅博览群书，读了古今中外大量名著，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胡适说，在这些活动中，讲演活动对他是“绝好的训练”。1915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美国的教育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七年间胡适遇到两次大选，他的政治学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时刻关注大选并分析其变化。因此，胡适对美国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这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不久，胡适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投稿，提出“文学革命”等问题，遂引发了著名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胡适应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影响下，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正在进行之中。
二、“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文章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该文对五四运动也提出了批评。文章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所谓“有益的路”，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注重求知、调查、改革和自修的“学问生活”；二是既尊重自己的主张、又能容纳反对党意见的“团体生活”；三是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生活”。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学生也提出如下忠告：“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学生运动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荣誉，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