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的产物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中。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当时他已经离开北大，担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又分析了它的影响和意义。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第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平民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
第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第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第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的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胡适还充满感情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是不曾放弃自己的责任，总是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为此，“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他还说：“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来讲，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太大了！”①
四、为个人主义正名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仍然像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文章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