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3)

事实上,一次次采访就是在出门、进门与关门的转换间完成的。出门前做好功课,可让自己心安踏实,亦是对他人的尊重;进门后,从开始的磕磕碰碰,到渐入佳境,最后让真实的声音自然流淌;幕布放下,出得门来,若是心有所悟自然是好,如果觉得没什么,亦可安然放下。我也听人说过,一个好记者便是,即使别人把你从大门赶出去,你也得找到窗户爬进来。我不曾有这样的经验,而即便是有窗,且窗是开着的,我也会抵制爬进去的诱惑,尽力说服别人把大门打开,让我站直了像个人样地走进去。当然会有说服不了,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那就悄悄地走开,等下次机缘巧合再进去,或是永不回返。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娱乐至死的当下,我自认不是一个好记者,我缺乏这个职业必需的与人周旋的那份耐力。在一些场合,我羞于前去和人攀谈,而很多时候,我也更愿意坐在无人打扰的角落里当听众,听到会心处,任凭心里波澜起伏,要没什么可听的,亦不必装作在听。我也没有听从前辈的忠告,去和作家交朋友,私下倒是觉得保持距离为好。既然所有的碰撞、交融,都是在两个人的坦然面对中完成,又何必在意完成后会怎样呢。要以后遇见,远远地点个头,或像不曾认识似的擦身而过就挺好。

重要的是,彼此珍重那份“门里见”的真诚与美好。当然,并非所有的采访都是美好的,或说正因为恰如其分的美好不可多得,更让我觉得弥足珍贵。无论是贾平凹“这是我最长的笔答。这是因为您问得有水平,让我有兴趣”的认可,还是苏童“你的这些采访问题真是折磨到我了,好在咬咬牙也坚持答完了,花了我三个半天”的较劲;无论是毛尖“说真的,打开你的问题,吓了我一跳,知道自己碰上不好对付的了”的调侃和“感谢你的问题和耐心,印象深刻”的评语,还是安妮宝贝(庆山)“问题里可感受到善意、认真、理解和敬业”的回馈,都会让我感受到以心换心的美好。如果说,精彩的回答往往是由精彩的提问唤起的,精彩的提问也常常是由精彩的回答推动的,而在这一问一答中,我也的确感受到了美好的情谊。比如高尔泰先生,如果非要我选一本汉语文学的枕边书,我会选择他的《寻找家园》。我真心希望不只是国内,也不只是华语世界,都能有更多的读者读到完整版本,但这本书译介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让人唏嘘。因为看到译文有调整和删节,他不能接受在国内炙手可热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译本问世,以至于一向为中国作家围着转的葛浩文听闻之后惊讶不已。但如高尔泰所言,“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就是阉割”,他理应拒绝这个不真实的译本,“不仅是拒绝一个大牌的傲慢,更重要的是:我拒绝一种对于其他民族苦难的冷漠”。他的拒绝,使得这本书在国外出版时徒然生出许多波折,此中经历均一一记录在他繁体字版近著《草色连云》中《文盲的悲哀》一文里,字里行间透出的那份绝世的纯粹和高贵让人动容。但他并没有因为在高处而少了谦和。有了第一次的采访后,我推门进去,却不见了门,我可以和他做没有门槛的舒心交流,当然,那已是另一种心灵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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