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翻开“下一页”，读到的是莫言。在这本对话录里，与莫言的对话，确是我继张贤亮之后做的“下一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只要是跟他扯得上边的书，都不能不提他。我的不能不提，却不是因为他是莫言，而是因为他甚是可言。对他的采访告诉我，只要你保有真诚和善意，作家是听得见批评的，甚至是锐利的批评。其实，刚进报社不久，我就听编辑部同事做过一场“现场直播”，是我们一位记者在前方“阵地”第一时间发来的讯息，她目睹了莫言和一位知名评论家的交锋，最后这位前同事下了一个结论：你的一轱辘批评，也架不住莫言如黄河之水般奔腾不息的滔滔雄辩。你甭说当面批评莫言了，还是等着被他批评吧。想来是不经世事的懵懂，那时也没有多想，我所想的只是，既然读《蛙》读出了那么些“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当着他的面问问他呢。话虽如此，在赶去采访时，心里还是直打鼓。现在想，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惟愿当时是准点到达他入住的房间，因为怕迟到，偏偏提前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我不得不来来回回地在走廊里踱步，等待的时间是如此漫长，眼前的路像是永远没个尽头。
说起来这是跟莫言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之后几年，我也在其他场合远远地见过他几次，不管他是一个人待着，还是被热心的读者簇拥着，我都没有再上前请教过。后来因为一些事找过他，他也帮忙，给他去过几次信，他都一一回复。不能不说，就我接触的感觉，莫言从里到外都透着为国内文坛少见的大家风范。这部分源于他的天性，同时也是修炼使然。
我记得我抛给他那么多会让一般作家感觉难堪的问题，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大度地说：“要是出书前给我看看，就能避免一些问题了。”这是他的谦辞，但在他说的时候，却分明能让你感觉到他的真诚。不知当时是不是被这种真诚深深打动了，等走到大堂，我才想起把围巾落在了他的房间里，只好问他拿了钥匙回去拿，等我赶回大堂，他和他的责编依然在那里等着。第二天，他从上海回到北京，我自觉批评得过分，心有不安地给他发了短信表达歉意，他很快就回了。他说，他刚进家门，觉得我批评得在理，我认真读了他的书。我似乎能听到他开门进去，又把门关上的声音，从遥远的时空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