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我想起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李笠”这个名词的英文拼写，常常让人误会。我之所以提这个细节，是因为这里面不禁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差异，而且回应了“解释有时是一种伤害”的说法。
李笠：我是写下了那么一个细节，它让我印象深刻。那是去年9月，我应邀去参加以色列的一个诗歌节。飞机延误了两个小时。我走出机场，看到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胖男人，举着块用粉色的笔写的Mrs Li Li的牌子。我在他跟前停下。他上下打量我，“你就是……”。“是的，我就是李笠。不是小姐，是先生。”“噢，对不起，但这名字……”他尴尬地笑了一笑。我也跟着笑。一个粉色名字，一个想象中的美丽的东方女人，突然变成了一个长胡子的中年男人……胖男人显然有点失望，一语不发，并迅速把我转给了一个等在门口的司机。Bye bye！
在国外，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词，在翻译——解释——时，变得陌生，怪异，离题万里。就像我的名字的英文拼写，不可避免地遭到一次次误解。每次填表，我几乎都会遇到柜台另一头的质疑，这是全名吗？的确，这名字已经简化，异化。它在流亡。它身上的历史、血里的文化已被抽空。它脱离了背景。它是一块离开长城的砖。留在长城上的砖一块块都是长城，离开长城的砖仅仅是一块石头、一个抽象符号。被误解，错读。但就是这个Li Li,，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慢慢从抽象走向具体。如果你往google里输 poet Li Li，就有一串和李笠有关的东西跳闪出来：出生上海，1979年在北外学瑞典语，1988年移居瑞典等等，它们异口同声地“说”，我叫李笠，我也叫Li Li。
傅小平：呵呵，这对你的确是一种苦恼，在我听来却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经验。可曾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瑞典人感到过一种身份错位的尴尬？
李笠：曾经，我做过这样的假设，我想或许每个漂泊海外的人都曾像我这么想过：如果我不离开中国，如果我只会讲一种语言，如果我当时没发表，或根本没写那首让我出名的瑞典文诗，如果我只会用母语写作，如果我不与欧洲女人结婚，如果我只在一个地方生长死去，我，是否会比现在幸福。想着想着，我眼前浮现出江南园林的池塘、缓缓游动的金鱼。
事实上，这两个身份，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不停地被翻译，误读。我随之不停地在翻译和误读中观照自己。于是活，就成了一个醒着的梦。但这，正适合诗意。诗，从本质上说，是醒着的梦。
傅小平：你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李笠：我不克服。这是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因为多种身份只会丰富我的写作。
傅小平：人们关注最多的是，是你到了瑞典以后的经历。至于之前的经历，我们知之甚少，可否谈谈？尤其是你在1988年去瑞典前后的那段心路历程。如果方便的话，能谈谈你和你夫人的跨国恋情吗？
李笠：这些事情需要写一本书来谈，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我能告诉你的是，我的妻子是一个外交官，她现在北京做文化参赞。她经常出差，这对我的生活多少有些影响，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过，我九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总像两只沉重的铁锚，固定着我，让我浸在夜的清冷的海洋里。我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我在这种波动中感受着莫名的宁静。有时，我看着孩子们熟睡的样子，手支着下巴，喃喃自语：“这，或许也是一个诗人的归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