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你近年的创作，从《生死疲劳》到《蛙》，都在试图对当代历史上的某一重大命题作出一种小说式的“解读”，比如土地改革、计划生育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妨把这种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很强的写作，看成你对历史、家族写作的一种新的探索。
莫言：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写计划生育问题，写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是不是要表现自己胆子有多大，敢冒险，是不是为了抓人眼球。我想说的是，文学逃不开政治，大于政治。写作从来都离不开当代历史和现实。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西方媒体或者西方批评家，对中国当代的作家进行批评，说我们不敢正视社会的复杂问题，我们老是走中间道路，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对此我不同意，我这几十年的写作，从来没有回避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问题，有的时候甚至是直接对着这些问题而去的，《天堂蒜薹之歌》写的就是社会上刚发生的一个事件。但这并不是说，我要对这些问题做政策性的解读。
傅小平：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看，小说一般是从某个事件切入然后层层展开叙述，或是围绕某个历史阶段，通过系列人物串联起一个故事。你的探索有点像高空表演者走钢丝，需要在人物、事件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无论偏向哪一端，都有从空中掉落的危险。其实，所谓伟大的长篇小说，并非要贯穿一个大事件，除了给世界文学走廊提供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一般还能提炼出一种能体现国家和民族精神的理念来。比如你经常提到的《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比如《百年孤独》里的“孤独”。但我觉得这两部小说还没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换言之，我想问的是，你的这一艺术探索，是否也有值得反思和质疑的层面？
莫言：我的写作，一开始总是从被某个人物深深打动开始的，因为有反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我爷爷这样的人物存在，有一辈子为计划生育问题所纠缠的我姑姑这样的人物存在，就必然带出了土地改革、计划生育等社会问题。所以，在写作中，我一直让事件跟着人物走。我始终记得我是写人物，不是写事件，事件只是创作灵感的源头，它激活的是我对人和物的记忆；然后我再用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来实现对人物的刻画。《生死疲劳》如此，《蛙》如此，更早以前的《酒国》《红树林》等也是如此，生活中一些真实的事件，激发了我的灵感，然而小说最后都是落在表现人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