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里还牵扯了阶级的问题，譬如，在纳西族这里，纳西古乐到底是不是纳西古文化是有争议的。但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很清楚的，不管现在怎么建构、发明，纳西古乐的原型显然是以前纳西土司们模仿汉人雅好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而现在，纳西族希望强调的是不同于汉的东巴文化，所以有了争议。我觉得了解这些后，我们反而能够了解过去那些人与人间的微观互动过程。也就是在汉和非汉之间，在土司与其子民间，一截攀附、模仿一截的微观互动，如此在中国南方、西南或西部造成模糊族群边缘。
曾穷石：我觉得现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这种模糊性，比如说康区的那些藏族中，有一些称为嘉绒的，他们自己与藏族和羌族都有很多的区别，那么在对他们的称呼上就加上了“嘉绒”这个前缀，称为嘉绒藏族，白马人也是一样，被称为“白马藏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模糊的称呼，实际上在大的分类下面他们都是藏族，但是在小的分支认同里面还保留有一些其他的特称。
王明珂：对，我觉得我们恢复这些过去的原貌，并不是在解构这个历史过程，而是要让大家知道，汉和非汉区分在这些地方原本是非常模糊的，今之民族认同与区分过去也不存在。所以，沿着这种思路来思考当前民族问题，反而能强化这种模糊性，淡化民族区分与对立。这也使我觉得，我们在西南研究里面，绝对要去严格地思考、批判传统人类学的一些概念，认识到并不是一个民族就有一个文化，这种模糊性就是“西南”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不否认，有一些偏远族群，很少受到汉文化影响，学者可以去研究他们的一些所谓社会结构等问题。
张原：是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西南的这种模糊性。今天采访您的几位同学都将会在西南地区从事研究，王老师跟我们谈的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启发非常大，而且也让我们看到在中国西南地区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可以说王老师的学术经历和成就在我们这些同学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典范了，我们很想聆听一下您对我们这些同学、这些晚辈今后的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与期许。
王明珂：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没有任何典范。我的建议是，首先，人类学过去的那些学术传统是非常好的，虽然说现在受到许多批判，可是，不止人类学，还有社会学，都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传统值得我们去尊重、学习。我们所见的一些社会表征，不管是文字表述、仪式展演还是日常生活实践，都蕴涵着人类社会情境与本相密码。我们对人类社会愈有多元的、跨学科的了解，就愈能去解读这些密码，分析所见的那些表征现象。虽然读那些传统的人类学著作，可能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偏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吸收很多人类社会知识。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人类学是一个非常经验性的学科，在面对一个精辟的高层学术话语，或者面对一些理论时，首先我们要在脑子里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情境都想一想，看看是不是能符合这些理论与抽象话语。如此，如果没有广泛的民族志背景知识，是难以去正确思考、评价各种理论的。反过来说，我们不能随便接受一个高层概念性话语或理论，它们必须被放在民族志知识里去检验。因此，第一，要广泛地阅读人类学民族志著作。第二，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生活即田野”，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自我训练。慢慢地练习在生活中进行田野考察，比如坐在公车里面，观察坐在对面的那些人，听他们讲话，看他们的表情、动作，分析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做以及在想什么。看一部电影时，思考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这个电影，导演如何依循种种结构，如何运用各种符号，刻意或无意间传达了何种信息、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