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游牧人类学分析他们的游牧经济与其社会组织结构，可以看出西羌跟匈奴不同，西羌很难结为稳固的政治体。汉帝国将领赵充国曾说：羌人很容易对付，因为他们没有王，经常相互攻伐。再看后来，一直到民国时期，青海军阀马步芳攻打青海藏族游牧部落时情况也是一样，各部落很难达成较稳固的部落联盟。东北方的鲜卑又是另一种模式，他们以部落联盟的方式，反而经常能突破长城此一资源封锁线而进入塞内。
所以我们能发现，在北方一直就有跟南方不一样的华夏边缘，且因地方游牧经济生态而至少分为三种不同的游牧社会。这个北方华夏边缘最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这儿三种华夏边缘人群（匈奴、西羌、鲜卑）与汉帝国的互动模式，后来在历史上一再重演。譬如，我们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今日内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外蒙成为独立共和国。汉代匈奴部落集结成一个大帝国，他们以国家力量南下突破长城这个资源边界。然而当他们成功地逼得汉帝国开关市，让部分资源流入北方时，那些靠近长城的游牧部族反而无法离开长城，被长城内的资源吸引住，最后终造成南匈奴跟北匈奴间的分裂。后来东、西突厥的分裂也是循着类似的模式发生。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蒙古地区虽有些卷入日、美、俄多国的哲布尊丹巴独立运动、泛蒙古主义运动、德王运动，在政治上纷纷扰扰，但最后还是一样，靠近长城的内蒙古离不开长城。我不是以此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蒙古族自有其民族传统，内、外蒙古有其民族文化的一体性，但有一些人类生态本相是难以改变的。
张原：王老师的这个研究非常精彩，也很有启发，我们都期望着能看到您的这本新书，想先睹为快。赵书彬：王老师您好，我曾经去过羌区，但是我发现在那个地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述，民众的、知识分子的都会有不同。比如本地的知识分子就会把自己表述成为一个中心，他会说这里是姜嫄文明的核心地带，他会以这里为中心往北推，推到西羌、推到西周，往南他会推到三星堆。那王老师是怎么看待兄弟祖先的历史表述与这样一个有中心性的历史表述之间的关系？
王明珂：羌族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西南很多民族都有这类的情形。我的意思是说，在华夏帝国和西南边疆的社会、文化、政治关系的历史过程下，西南地区许多地方都形成模糊的华夏边缘，当地人群的认同与文化介于汉和非汉之间。然而20 世纪上半叶的边疆民族调查、研究，以及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识别分类，就将这个模糊的边缘消除了，你是汉就是汉，是羌就是羌。循着历史与民族知识中的民族分布，部分参考个人意愿，再加上一些地方知识分子的推动，很多人就变成羌族了。在羌族、彝族、苗族里都有这种情形，就是把原来非常汉化的，甚至已经自称是汉人的那些人群也划到少数民族里面去。所以现在，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在本民族历史文化建构中经常采二元路线。一个就是要强调本民族是最古老的华夏，或中国文明最古老的源头，彝族与苗族知识分子都有很多这样的著作。在羌族方面，你提及的羌族姜嫄、大禹文化都是这一类的建构。你所称有中心性的历史表述，便是受汉文化“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影响下的历史建构。另外一个建构传统是沿承着20 世纪上半叶以来，民族学与人类学者所找寻、强调的那些独特本土文化，就是走入最穷、最远的山沟里面，在那儿找到的最没有汉文化因素的习俗建构成的本民族文化。这两种自我建构并行而不相悖。
“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与前二者都无关，在以上两种自我建构中，羌族知识分子都未有意识地察觉本地有此潜藏的历史心性。但是，的确，“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在本地已渐成为过去，目前在本地最强势的历史是溯及大禹、炎帝、姜嫄的那些“英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