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其实我的看法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到“表征”的问题。每一个文献的表征，都可以让在历史文献中做田野的人去注意刚才说的那些现象。譬如，在整个中国北方我们很少看到将异族“生/ 熟”两分这样的文献记载，而整个西南则有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背后一定有南北不同的社会现实本相与相关的历史过程，才会造成在华夏的历史文本里有如此不同的表征。有将异族生熟两分之文献记载的地方，也代表汉化微观过程这样的社会现实本相存在且正在进行的地方。这说明，上述汉化过程显然较常发生在中国的南方与西南。
张原：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国西南是的确存在这样一个“由生为熟”的汉化历史过程，当然这和西南生态环境和农业生计方式有关，那么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这一过程是否也存在呢？我想“华夏边缘”的研究似乎有两种类型，一个是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个是您的《华夏边缘》。一个在讲述中国的西北和北方，长城与15毫米的等降水线重合了，这是一个双方都无法逾越的界线。但好像在中国的西南和南方没有这个界线，所以在您的书中这个汉化，或者说华夏的扩张，就像一炷不断在燃烧的香，可以一路烧过去。所以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西南和西北这两种不同的华夏边缘的？
王明珂：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已经快完成，这是一个我以前想要做而没有做成的研究。我一直想研究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想做点游牧社会的田野工作。虽然我这几年是在从事这样的游牧田野工作，但是很松散，我主要还是从文献来研究汉代的匈奴、鲜卑、乌桓。其实说起来有些悲伤，这游牧田野是想完成一个很久以前跟别人的一个约定。1994 年的时候，我在西北走了一圈，有一点刚才我忘了讲。那年我先到北京时，在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碰到一个教授，叫参普拉· 敖力布，我跟他谈我学的游牧人类学，他非常感兴趣。他是蒙古族人，他说我们可以合作研究蒙古游牧文化或中国整个北方的游牧文化，我们就这样约定了。后来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经过北京时又跟他谈了一次，但那时候我已开始进行川西羌族的田野研究，而无暇进行游牧社会田野。此后，我们偶尔通信讨论关于游牧经济与文化的一些问题。然后，直到我的《羌在汉藏之间》快要出版的时候，大约在2002 年，我再和他联系的时候才知道他刚过世不久。我心里很难过。现在我年龄很大了，没办法从事深入的游牧人类学田野工作，所以我想透过一本讲汉代匈奴、鲜卑、乌桓、西羌游牧经济的书，用游牧人类学的概念来重新检视中国文献史料，来给它们一些新解释。
你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与我现在写的这本书相关，所以我有些自己的看法。在北方，整个游牧世界的形成跟华夏的形成，正如在我的《华夏边缘》里面说的，两者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最有意思的就是，在汉代华夏帝国形成时，用长城把这些北方华夏边缘人群都排挤到外面。当时这些人群如何应付长城所造成的这个华夏北方边缘封锁线呢？我发现，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乌桓，他们分别用三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来对付这个华夏边缘界线。匈奴的模式就是建立一个大的游牧国家，用集体力量想办法突破这个汉帝国的北方资源界线。西羌原来根本没有想要突破长城这个资源边界，反倒是汉帝国的军队、移民侵入了西羌的河湟谷地，而西羌原来就是半游牧人群，他们非常依赖在河湟谷地种麦，所以汉军此举逼使他们不得不反。然而，西羌本身是许多不相统属的大小部落，他们要团结起来非常困难，但其部落聚散十分有弹性，如此更让汉帝国难以对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