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留下了，保黄走了……即使到了今天，听起来还是费解。也许是由于那些旗帜仍在那里激励武汉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因为人民仍在那里，而我简直不能相信要放弃武汉。参谋总部走了，保黄也走了，可是手持棍棒的义勇军（他们没有步枪，被送上前线去，手无寸铁地遭敌人机枪扫射）还在走向战场，行进在大街上……必须把武汉保卫到底的旗帜依然在街上飘扬。我还记得我那时的抨击，“老百姓还不知道统帅部就要撤走了。政府不能就这么抛弃了百姓……不告而弃……”
“没有不告而弃。”保黄说。但确实没有告知，更确切地说是18号之前确实没有告知，所以我也不曾离开。保黄走后我仍留在这里，工作，在街上行走，观察城中景象——一座见不到交通工具的城市。下级军官和吏员把所有剩下的卡车、货车、两轮车、独轮车都征用了，好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眷送到安全的地区。真是荒唐，竟然有这种自己把自己掏空的城市。入夜，仍可不时看到一家大小走在夜色中，有说有笑。江水上涨，白昼可见黄色的江水在宽阔的江面上奔涌翻卷，波光粼粼；江边的码头堆满了大包、箱子、机器……
那几天在医院中，我了解了一些关于伤兵的情况。由我来照料他们是多么不称职，我对护理，对真正照料别人，懂得太少。他们的模样还留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是那个我替他扎绷带没有扎紧，又松脱开来的那个人笑话我的那副样子，他的断臂还在那里晃悠着，这景象依然极其鲜明。
17日的报纸刊登了社论，赞扬了1938年初春的台儿庄大捷。那是桂系军阀李宗仁将军打败日本军队的战役。社论说武汉将会出现另一次台儿庄大捷……
“中国完了……坚持不了三个月……武汉就是最后一战了……”红十字会医院里的传教士们这样地窃窃私议。我们下午饮茶时刻都凑在一起。这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人实际上同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并无联系。他们主要是外国传教士，英国、美国、加拿大的都有，各自在本地的委员会中组织了起来。因此我所工作的那个教会医院装备较好，拥有大量药品器材。所有外国的救济物品都由基督教会的医院接收，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的部队医院一些儿也拿不到……
交谈既是融洽的，也是谨小慎微的。没有抨击的言词。部队里疟疾肆虐，几乎每个人都得了。“一定要记着放下蚊帐，唐太太（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是唐太太了）。疟疾给部队带来大量减员，痢疾也是。但最糟糕的是‘他们吃不饱饭’。”“再来一块蛋糕，唐太太。”黑市上有卖奎宁的。我们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个话题，毕竟战时不好作过多的批评，再说这种事情在战时也是免不了的。印度国大党派来了五位印度医生；一位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也来到北方某地，但人人对他都避而不谈，因为诺尔曼·白求恩是个共产党员，还参加了红军队伍。外国传教团也不愿把物资送给身为“赤党”的诺尔曼·白求恩。议论西北的那一方面、那条战线是有危险的。这里还来了一位叫路易·艾黎的新西兰人，他曾是上海一家工厂的检验员，不久前逃到这里。“他觉得将来可以在内地开展工业合作。”说这话的人还力图向我解释“合作”是怎么回事儿。“还有位女士，名叫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也到这儿来了。她是两天前来到长沙的，也就是你成婚的那一天，唐太太。”在整个中国军队的医疗机构当中，资深大夫只有十几位。林可胜博士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可是缺少医疗物资的供应，缺少食物；战士们像苍蝇一样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