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传教士认为武汉失守后大势已去。护士长仍在坚守，镇定自若，气度不凡，刻板认真，也仍然保持着她那简洁干练的风格。“嗯，我要回去工作了。”
我又走到码头上，看着为上渡轮排了几里路长的队伍。人们整日整夜地等待着。船票几个星期前就售完了。最后几辆卡车也满载着官员的私人物品和家具开走了。老百姓坐不上卡车，只能步行。18日那天，老百姓开始大规模撤退，他们走啊走啊，离开这座城市，行列长达数里。我听到木质百叶窗滑到位时的干涩的声响，白天的街道突然陷入死寂，像入夜后一般。我有些担心了： 武汉若是陷落（虽然我一直不相信它会陷落），我该怎么办？我可不想在敌占区苟活……我把我的心思向护士长做了暗示。她说：“再来杯茶吧。”她用不着操心，英国又没跟日本打仗。
我来到病房，看到两个姑娘，都是女兵。其中一位腿上的裤子撕成了布条……她圆圆的脸上挂着笑容，圆圆的眼睛充满活力……我揣测着她们出了什么事儿。日本人只要发现伤员就会用刺刀刺死。他们在南京就是这么干的，把医院里的人统统杀光，不管是伤员，还是中国的护士、中国的医生……
18日下午，我在江边码头上遇见我们结婚时的伴郎阿黄。他正监督人们把机器抬上一艘江轮，工厂已经都拆迁运走了。“你去哪里？”“宜昌到重庆，一直往西。”当听说保黄已走，把我一个人留下时，阿黄睁大了眼睛。他刚打过摆子，眼珠发黄。他可能在想：“她也许是受骗了，还指望什么呢？如此而已，都完了。”但他还是彬彬有礼地说：“唷，我要是有老婆，可要把她带在身边，这里马上就要变得乌七八糟了。”
我买了一份1938年10月18日的《大公报》。它给“士兵们”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说要“抵抗到底”。在报纸的里页，它宣布印刷机器全部搬往重庆，这是武汉版的最后一期。
我把这事告诉了护士长，她听了很生气。“蒋委员长和蒋夫人还在这里呢。”她说：“昨天我还同蒋夫人一起饮茶呢，没什么可害怕的……”
我想：“他们当然一切都不用害怕。他们是大人物，任何飞机、任何东西他们说征用就征用。护士长是欧洲人，英国还没有打仗，美国也还没有。他们属于中立国。至少在目前他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我是中国人，我知道在南京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也不相信白种人的保护。我刚从欧洲回来，我知道西班牙是怎么被出卖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在与日本人公开进行交易，保黄这样的少壮军官对此深感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