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于“让·拉包德”号海轮上
亲爱的约瑟夫叔叔：
我们昨天离开西贡，目前正在驶往香港的途中。我知道您对我改变回国路线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要我经由西贡到达河内，然后到昆明。您并且写信给昆明天主教医院的主教，请他照顾我。到了香港我或许要停留两天，然后坐火车进入内地去武汉。我知道您让我去昆明是因为那里安全，但是我不愿混杂在源源涌入昆明的成群难民中间。西贡的中文报纸警告说，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我要到尽可能接近前线的地方去，那就是武汉。眼下那里正在打一场大仗。我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
还有件事要告诉您。我们这艘船上有个女孩子，叫季爱兰，是那位去年从欧洲回到香港的黄大夫的未婚妻。但季小姐在航行途中变了心。她要去上海，要嫁给俞大夫。船一到香港她就要告诉黄大夫，她不打算跟他结婚了，但这样一来她就欠下了黄大夫一万法郎的旅费。俞大夫说他没有钱还这笔旅费，爱兰更是囊空如洗。她很可能身陷困境，可怜她还单纯得像个孩子。俞大夫说惟一的出路是请您写封信，推荐爱兰到上海的法国医院当护士，毕竟您在那儿还是颇有些影响的。爱兰年近十九，却稚气未脱。她确确实实是变了心。看样子俞大夫也是真心爱她。无论您对俞大夫有什么看法，爱兰说到底还是个极易受伤的孩子……况且她一句汉语也不会讲……请与我外公保持联系，告诉他我很好……现在我重读自己的这封信时，感到不知所措。记得我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写给我比利时未婚夫路易的明信片，是在塞得港寄发的。船一过塞得港，我就再没有给他写过信，就像过了苏伊士运河，就不再可能同他通信似的。至于我的外祖父，我只给他写过一些报平安的短信和明信片……我没有心思坐下来写长信，因为有关欧洲的一切已变得虚无缥缈，我也说不清自己或周围发生的一切，因为我的周围已是亚洲，那不是一个旅客的激情所能描绘的——因为靠得太近了……路易斯已变得难以捉摸了。我不知道如果我再碰见他，还能不能认出来。尽管我在他眼中依然是他所熟识的，而且后来也是如此；可是他在我眼中，却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灰色身影，看着我乘船离岸而去，然后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马赛码头杂乱伫立的人群中……
不只是季爱兰变了，我也变了，只是我的变化在我辞别欧洲之前就开始了。外公对我很好，我自感深受其惠。但我把我已结婚且打算去中国定居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以后，他却坚决反对。随后欧洲燃起战火，祖父于1940年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