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感情上的沉重压力，至今仍紧揪我的心头。把容易触动的回忆和当年的情景，以及热烈的反应化为平淡，这种心理上的困境，同那些进过集中营的人情况很相似，他们触景生情，很难消除阴影。我常常这样悬想，那些劳心费神记录他们的集中营生活的人就跟写备忘录的赫斯一样： 回避某些部分，又夸大某些部分；消除难以承受的耻辱；把含糊不清的事情美化修饰成意图明确的故事；在矛盾与混沌当中硬生生地捏造出逻辑关系和连续性来。一定有过如此不堪忍受的羞耻，要将其讲述出来，必须要有极高的超脱的态度。最折磨人、最难以忍受的回忆肯定不是囚徒所遭受的暴行，而是幸存者自身的胆怯懦弱，奴颜婢膝，是被损害者自身或重或轻的背叛，如同不能把呕吐出来的东西重新吃下去一样；他人的兽性化让自己避免了兽性化；看守们和必不可少的取悦狱卒的热望共同造就了集中营的秩序中通同一气的默从。要把恐怖当作日常生活接受下来，把兽性当作生存本能接收下来……只有那种具备非凡勇气、敢于反抗一切的人，或是那种没什么想象力、会忘掉一切的人，才能超越那些或精细或粗略的讲述而活下来。我们可以把无言的罪孽埋在我们心底，但为它们命名却足以把我们杀死……
一切都是在“让·拉包德”号那艘船上，在介于昨夕同今宵之间的那些午前午后的时间里开始的。唐保黄和俞大夫，爱兰和我，一起在甲板上散步。我们说说笑笑，探求着难以逆料的未来。保黄和俞大夫一样，什么都答应帮忙。我感到他要比俞大夫更真心诚意些，并且认为生活，或上帝什么的照料我命运的主宰，仁慈地赐给了我这样一位神采奕奕、心地真诚的朋友。他谈吐文雅，热爱祖国，是个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我几乎真的以为，我的好心竟这样快就得到了好报。在相识不久的日子里，保黄就谈到了他的使命，说他决心奔赴战场。“我准备直接去武汉，去报到就职。我已作好随时牺牲的准备……谁要是不准备做出最大的牺牲就谈不上爱国，也不配当一个青年。为国抗敌捐躯是最大的光荣……”直至如今，余音在耳，回荡不息。在那海风中，它们听来真是激励人心。我希望保黄别那么快就牺牲，至少在我也有所成就之前，在证明我也对国家有所贡献之前，尤其是在证明我也是一个准备为祖国牺牲的中国人之前，不要那么快就死去……虽然有时候我内心深处感到隐痛，我意识到，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我不过是个欧亚混血儿，并不总是受人欢迎。可是看来保黄并不这么想。“你的血统是中国的，血统从父亲，母亲只是容器。”我对他属于科学发现之前有关胚胎学的观点，报以微笑，但对他并不因我是欧亚混血儿而嘲笑我，却深为感激……
我们怀着美梦驰骋在印度洋上，成群的海豚在船旁追波逐浪，我们谈论着中国，谈论着保黄。在我眼中，保黄成了中国的化身。
到了西贡，保黄就要和我订婚。我拒绝了，并且告诉他，我曾经差一点嫁给一个比利时青年。也许保黄没有听懂我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处女了。他没听懂（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不可能听懂），而是严肃地点着头：“这很好……中国姑娘怎么也不应该嫁给外国人……”
我找了俞大夫，征求他的意见。俞大夫说：“好极了，你不应该再去想过去的事，就像我那样，应该向前看。唐保黄是个有为的青年，又出身于名门世家。”他拉我往甲板那头稍微走了几步，似乎是想找个隐秘的地方，以强调他的私房话的重要性。他说，季爱兰已经和他相爱，而且他们已发生了关系。等船一到香港，爱兰就取消她同黄大夫的婚约。俞大夫对我说：“黄大夫太年轻，没法了解她。周小姐，现在我倒希望你能帮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