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靠香港，我正在船舱内收拾行李，爱兰哭哭啼啼地冲了进来：“救救我，救救我！”自打跟她称之为“俞爸爸”的俞大夫谈起恋爱后，爱兰精气神儿十足，看起来如同一束随风摇曳的银莲花。就在我设法摆脱她这哭天抹泪的缠磨的时候，她的前未婚夫黄大夫已经上船接她来了。他来到我的船舱（幸亏莫斯小姐已经离开了），瞪了我一眼，好像诱拐爱兰的就是我。“周小姐，周小姐，你一定得跟我说，爱兰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黄大夫，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她是我的，是我的未婚妻！”黄大夫痛楚地大嚷，“你一定要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爱兰尖叫起来，“俞爸爸，俞爸爸！”抽噎着跑出了舱房。我来到甲板上，黄大夫尾随着我。俞大夫正倚在甲板栏杆上，神色茫然地凝望着香港蚕蛾色的山峰。“您一定要跟黄大夫解释一下，俞大夫。”“没错，责任自然应该全部由我来负。”黄大夫来到俞大夫跟前，两人彬彬有礼地互相鞠躬。“黄大夫，俞大夫……”我走了，留他们在那里探讨。保黄后来跟我讲，这都是爱兰的错。“女人，尤其是正经女人，是不可以变心的。”我默不作声，毕竟我也变过心。
1940年，在重庆的一家餐馆里，我又见了俞大夫一面，但这一面很匆促。他身穿军装，胳膊上还套着医疗机构的臂章。他认出我来，勉强朝我点了点头，便侧身匆匆溜出餐馆。他像所有文官一样，非常惧怕蒋介石的武官，特别是保黄这样的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又是蒋介石的亲信，有权有势，他们尤为惧怕。俞大夫担心保黄会拿爱兰的事情找他的麻烦。当时蒋介石为了消弭他的政府的腐败和任人惟亲的风气造成的影响，下令进行“精神动员”，发起“道德整肃”，开展“净化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俞大夫这类既无权又无钱的人很可能被当成目标……
许多年过后，我了解到俞大夫与爱兰的恋爱维持了六个月。他本人已有妻室，但十五年来他有意识地忘却这个事实。他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来到重庆。但他后来怎样我一无所知。我无法想像他今天仍在中国。但万事皆有可能，说不定他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了。
爱兰则留在上海，在一家法国医院当护士。1942年搭船回到欧洲，嫁了人。此后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她了解中国人虐待妇女是多么狠毒，她再也不想离开法国了。我的信保留至今，证明昔日曾有过这么一场短暂的讹诈，讲述着一个爱与算计的故事。这一切已远去，变成了昨日的谎言，驱走了今日围绕在我已逝青春周围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