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留下的卷宗
一份橘色的俗气的卷宗，夹着我于1938年9月搭乘法国邮船“让·拉包德”号从马赛驶向中国时所写的那些信件。信中不免要回顾过去，收信人是当时看来惟一能了解我的约瑟夫·赫斯。他俨如父辈，又是我青年时代的良师益友。他曾替我安排好到比利时留学的奖学金，虽然他并不赞成。他曾给钱让我离开比利时，让我能抛弃我的学业、我的外祖父、我的未婚夫，以及人人都预期我会得到的“锦绣前程”，而回到中国去——原因是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我不应置身事外。我当时必须回去。
当那份破旧的硬纸卷宗由赫斯的儿子在布鲁塞尔一个复活节的周末亲手交给我时，已是1966年4月了。赫斯已于1965年12月过世。他自1905年首次抵达中国以来，曾为那家大公司的利益辛辛苦苦地干了六十年。就在这位八十岁的憔悴老人去世之前几星期，那家大公司在一次行政会议上客气地把他解了职，因为一个人到了他这样的年纪应该退休，而靠积蓄过活了。“我失业了，又没有养老金——真不该活那么大年纪。现在我靠卖书，卖古玩为生……我没有积蓄。”我现在还保存着那封叙述他如何被迫离职的满纸忿懑的信。我寄了些钱给他，他又向朋友们募集了一些。临终之前，在神思恍惚中，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中国，低声咕哝着说：“赶快，要不咱们就看不到日落了。”
赫斯的儿子给我的那个卷宗，是其他许多这类的学生卷宗之一。这些学生像我一样，都是由庚子赔款提供奖学金的。赫斯保留着我们的全部信件以及他复信的抄件。
在卷宗的内封套里，插着一份打字的备忘录，日期是1952年12月，是赫斯自己写的。内容是我的生平简历。但是概括得很奇怪，有很多错误和疏漏。193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大夫对我说:“我办公室里有一位年轻的职员罗萨莉·周小姐，非常聪明,你能给她一笔奖学金吗？”那是1932年，不是1934年，赫斯在北京圣迈可教堂的门廊上第一次见到我。但为什么又把刘瑞恒大夫扯在里头呢？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这份自卫性的、辩解式的备忘录，而事实上又没有什么需要自卫的事情？写的时间为什么是1952年12月，而不是之前呢？我早知道他在考虑写他的自传，他说过，“我已经把一些事情串到一块儿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动过笔，尽管他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笔记资料，包括他写给他母亲的信——从1905年起直到她1930年代逝世为止——都收集在几个捆好的大纸夹子里面。
也许赫斯的动机无可非议。他感到应对我的遭遇负责，他想表白他自己。可是由于他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庄重姿态，我们之间全部理直气壮的争论和独特的纯精神的友谊，一下子变得可疑起来。这本关于我的备忘录中，通篇都是日期和事实方面令人费解的错误，那些说教似的段落，尽管像甜言蜜语，却使生动的故事听来难以置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