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录继续写道： 当时我同这位年轻姑娘及她的父亲作了一次谈话。她的父亲叫周映彤，1886年生于中国的四川成都。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周映彤曾于1904到1913年间在比利时学习，成了工程师，然后携同妻子回到中国，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第一个职务——在陇海铁路上的工作——是我替他介绍的。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大女儿渴望受高等教育，可是做父母的并不热心。他们要她嫁给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中士。就这样，在最后一句中节略了我母亲对她三个女儿——忿怒的罗萨莉（就是我），可爱的蒂萨，美丽的玛丽安——前途的期望。“一个美国人……那样你就可以舒适了……美国人都很有钱……”我回忆起母亲的笑容，她露出了那副牙齿已经脱落的、光秃的牙龈，她棕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欣然和宽慰的神色，她幻想着她的几个女儿嫁给美国人的情景……今天，我的母亲长眠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墓穴中，墓上的碑石并未镌刻我深沉的悲痛。当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这位固执的女人即使死后也不肯饶人。墓穴、殡葬以及各种点缀的礼仪，都是我花的钱。只有现在，在她死了以后，我才能激发起一些对这位执拗的、悲惨的女人的亲爱之情，并且感到我们之间曾经敌视的鸿沟，已为早应迸发的无所拘束的感情所填平。我开始心安理得地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许多属于她的品质： 顽强的体魄，固执的脾气，以及她的不少愚蠢。这位年轻的周小姐却坚持要学习，最后她的父母同意了。
由于这位姑娘的中文还不好，她在燕京大学先待了两年。1935年她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前往比利时。……1935年夏，北京。日本人蜂拥进入这座心怀愠怒而又能屈能伸的城市。在北京饭店铺了石子儿的院子里，穿着长筒靴的日本将军从闪耀着黑漆漆的凶光的细长轿车中钻出来，身上还挎着长及地面的指挥刀。他向穿黑皮靴、戴白手套、肃立恭候的中国将军伸出了他的白手套……1938年，我又在布鲁塞尔遇到了她……她的成绩极为优秀，只是她正醉心于在中比友好协会的组织下发表爱国演讲。我记得赫斯嘲笑过我：“你以为站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一些老生常谈，就能制止战争吗？你对中国懂得些什么？你对战争又懂得些什么？”
三十年过去了，我又站在讲台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演讲。我并不认为我能左右大局，可是我认为保持沉默是犯罪行为，对那些还能站出来讲话的人来说，保持沉默是无可宽恕的……她想嫁给一个年轻的比利时律师，但又考虑到她的责任是回到中国。就这样一句话，把路易斯撇开了。路易斯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幽灵，因为他也参与了那些活动，他并没有保持沉默……她在从马赛开往中国的船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军官。他们在武汉结了婚。这桩婚姻有喜也有悲。还没有等她抵达中国，某些从欧洲回去的中国学生就已经对她议论开了。这使她很生气，她给我们所有人都写了信，说以后再也不要跟我们来往了……在俯拾即是的圆滑辞藻里，整幅画面中变幻着的巨大魅力被忽略了，就像在一个更广阔的局面中，这些情况也遭到忽略一样。1938至1948年，大部分时间充满了腐败和毁灭、残杀和绝望，可是也充满着希望和胜利。
我写的就是这段时期，写那场战争以及当时中国的情况。我那时所思考和体会的一切，都该抛弃，扔掉，像是写了一部拙劣的剧本那样，像是幡然醒悟懂得了真理一样，有了一条是与非的界线，又像是真的在舞台上死去，实非始料所及，然而却永远地改变了往后的发展。一个酷热漫长的夏天，听不见啁啁鸟鸣的声音，然而在密不透风的炎热的面具背后，却已经吹起了一丝海风，带来了及时的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