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胡适开始反对北京教育界为了争饭碗而不惜牺牲学生课业的做法。6月13日，北京各校全体大罢课。胡适劝李大钊在联席会议上发表宣言，向各校的响应致谢，但声明不愿各校以罢课为手段。他说这是因为牺牲太大，而收束无期。他认为如果此议能行，效果定大于罢课。只是他怀疑北京教育界是否会有这点远见。
胡适不但劝李大钊在联席会议上发言反对罢课，还动员了杜威。6月11日，在联席会议开会的前两天，杜威写了一封致北京高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的公开信。杜威首先为自己不请自来的献策致歉。他说他能为自己的鲁莽辩护的，就是他作为北大的一员，关心中国教育的前途。他提醒联席会议要小心：
从我私下所听来的以及已经发布的消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就在等着教授们走错棋，以便可以在教育失策方面扳回一城，同时也让学生和公众对教授失望。我们如果能事先知道敌人希望我们下什么样的错棋，就能免于犯错。因此，我斗胆建议：如果政府出面疏通，教授们就应该把学校的利害放在个人的委屈之前。事实上，这样做等于是坚持政府必须付清所有的拖欠，并保证日后的教育经费。这样做也等于是说明，只要政府做到了这些要求，教授们就会以教育与学生的利益为重而回到教室上课。同时要声明的是，等学校一复课，政府必须提出妥善的办法赔偿受伤的教授，同时立即停止惩处任何教授。如果政府失信，教授们将同仇敌忾地与马［叙伦］先生以及其他受伤的同事站在统一战线。
我所建议的行动策略会产生以下几个结果：一、这会保有学生与公众的同情与支持。同时，这也是对政府说教授们师心自用、糟蹋教育的最好的反驳。二、这可以保护马先生。因为教授们用复课来表明他们的立场以后，政府绝对不敢再动他的汗毛。三、如果政府愚笨、不义到敢不采取妥善措施的地步，则教授们大可以再采取罢教的行动。那时，教授们会有公众的理解与积极的支持。否则公众会对教授们失望，认为教授们是把个人的委屈放在教育的大计之前。四、要求平反，保持了教授尊严。
我当然不是说联席会议应该一字不改地采用我上述的办法，只是以此指出一个建设性的行动策略，把再滋生事端的责任公开地抛给政府。
大家都说胡适反对学生运动。这种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胡适反对的是罢课，而不是运动。我在《璞玉成璧》里用胡适留学时期的所作所为，说明这种说法的谬误。胡适回国以后，固然也多次发表了反对学生罢课的言论，但是反对学生罢课与反对学生运动，这两者不能混淆，是必须厘清的。胡适反对学生罢课，就跟他反对教师罢教，道理是相同的。胡适有额外的经济来源，也深知教师领不到薪水是一件必须抗议和解决的事情，但是，他的原则是罢教不是最好的手段，因为那影响了学生的课业。正因为如此，胡适在6月28日跟一些北大的同事谈到罢教、罢工、罢课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善后的办法：
一、暑假中，筹办招考事；
二、提早开学，约在8月中旬到下旬；
三、自开学至11月底为第三学期，补完上学年［没上完的课］；
四、自12月1日到2月底为第一学期，3月1日到5月底为第二学期，6月一个月加上暑期学校为第三学期，赶完下年度；
五、开学后，不放假期；
六、如此，则下学年的课程、书籍、教员等事，尚可从容筹备，而上学年的功课也不致敷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