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说：“梦麟来谈。教职员事，政府第一个月即失信用，至今无钱，故竟不能解决。现在内阁动摇，教育部无人，这事更不能收束了。”教育部不给薪水，于是教职员继续罢教罢工。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北洋政府干脆明令停发薪水。5月19日国务院致函教育部，说：
京师高等专门以上各校经费，前经议定办法，原为维持各校克日开课，以免诸生旷误学业。兹经国务会议决议，以该校迄未开课，所有八校教员薪费，应暂行停发，由财、交两部查照前意，储款以待，俟各校实行开课，再行照发。至从前积欠经费，仍照原意，分月陆续发给。其中小学校，现均照常上课，其经费自应由部按期拨发，等因。
北洋政府既然采取强硬的政策，教职员也以强硬回对。5月27日，北大教职员在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一斋食堂开会。这是胡适第一次在日记里批评教职员把饭碗与权力放在大局以及学生的课业之前：“开会的情形很使人不满意。大概饭碗问题第一重要，其次即是权力问题。有些人心里舍不得权力，却实在不会用权力。他们那种‘恋权’的情形真令人难过。”胡适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前瞻性的问题：“今天我抢得几分钟，提出两个议案：一、组织学术讲演会；二、假使政府真用日本借款来买我们，联席会议应严词拒绝。并布告国人。”然而，胡适也知道僵局已成，“政府除非取消五月十九日的公函，我们决无转圜的余地。有人想此时退让，真是做梦！”
僵局既成，北京高校的教职员干脆直接到教育部讨债。6月1日，有108人到教育部讨债。当然是没有结果。翌日，中小学生代表到国务院向国务总理请愿，结果被禁闭在院内。3日下午，各校教职员代表先在美术学校开会，然后赴教育部请愿。请愿不果，教职员要求教育部马次长跟他们一起前往总统府。在这以前，已有两百多名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学生代表被拒在外以后，就有一大半学生前往教育部。这就跟前往新华门的教职员代表不期而遇。于是，两者汇流，共同前往新华门。而就在新华门前，马叙伦等教职员、学生遭到军警用枪柄、刺刀殴打，导致十余人受伤。
“六三事件”发生以后，到处都是武装的军警。6月5日，北大教职员开会。胡适在日记里耻笑联席会议里的几个“重要”人物都不敢出席。他还特别点名说：“谭仲逵［注：谭熙鸿，校长办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书］躲到法国医院去了。”①由于北洋政府为“六三事件”发布长电，颠倒黑白，于是胡适又祭出他在五四运动时所用的法宝，亦即用外国记者发文来给北洋政府施压：“将连日出来的重要函电译成英文，颇费工夫。这两天的西洋文报纸，皆由我与柯乐文［Grover，北大英语教授，后来是《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主编］供给新闻。”胡适很得意地在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全国报界联合会通电的英译电文。他说：“此电译出以后，路透社等皆不敢不用我们的新闻了。”
胡适对许多北大同事失望，认为他们是饭碗至上主义。他6月10日在西山旅馆里对蒋梦麟所说的话，就在在地表露了他对他们的不齿：
梦麟说：北京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