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厦大医院有个“思无邪旧书店”，每当新到一批好书，大家就互相通气：“哪里又死了一个老头，快去淘书！”然后就又想起来一些别的事。
我奶奶去世时，她的屋子里塞满了东西。鞋、锅碗瓢盆、破桌椅、衣服，一直塞得顶住天花板。婶婶们去收拾房子，叫来收废品的流水作业，几个人在里面扔，收废品的在外面踩扁扎堆打包，论斤全卖光。以至于办丧事时突然发现连一块抹布也没了，又回家去取。奶奶一生泼辣吝啬，燕子衔泥一样攒的东西看得很紧，连家里人也不能动。人一走就奈何不了半分。妈妈对我说：“看这形势，我自己也要有数，不值什么的破玩意该扔就扔了，要留留点好东西。”我也和她一起哈哈笑，说“对！没错！”
我爷爷生前得过一个市里青少年基金会发的“关爱下一代”之类的奖牌，金灿灿的。他说了好几次，叫我拿去复印，分给弟弟妹妹们一人一张。我那时候才小学，说厚厚的奖牌没法复印的，当时觉得好荒唐。他当过兵，做了几十年的中学校长，我和哥哥的老师们都是他的学生，又做了十几年镇长，似乎镇上许多人都记得他。但那块奖牌早就已经消失，可能只剩我还有这一缕不是滋味的印象。但他不会怪我的，他总是让我坐在他膝盖上，用他的杯盖喝他杯子里的茶，教我的歌我还会唱：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回家乡。
我阿公（外公）是一个木匠，专门给人家盖屋，做大梁的大木匠。可是他盖的房子，都被拆掉变成了瓦房，瓦房又变成了小楼，所以外公的遗物我一样都没见过。
但我知道他特别疼爱妈妈，所以妈妈总是说自己命好。我是超生的，按说生完哥哥，家里有儿子也就够了，妈妈却偏要千难万险地再生个我，一儿一女才圆满。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命也很好。
我还知道阿公爱热闹，所以去世时家里办了七天七夜的道场，敲锣打鼓。孙子曾孙们在屋子里给他用金纸叠元宝，二表哥打瞌睡却被谁重重的一巴掌打醒，舅舅们说那是阿公的魂魄还在家管事儿呢。每年清明节，妈妈就托乡下的舅舅到外公的坟边上采最壮的艾叶，晒干捆成一把一把，留着等我回家洗澡用。她说阿公保佑我春儿泼皮肯长。我办婚礼，小舅坐飞机来厦门参加，什么行李都没有，他一只手插裤兜里，一只手拎着一麻袋艾叶，自己笑了一路。
我大舅和二舅也都是木匠。外公还很可惜妈妈不是个男孩，不然也可以当木匠。大舅做过家具，一口箱子一颗钉子都不用，全部都用榫头互相咬住。
英俊挺拔手艺高的大舅，当年说亲的人踏破门槛，用妈妈的话说，他都是“头昂八尺高”。所以他结婚时全镇的人都去看，心气儿这么高的小伙子，到底娶了哪家姑娘。
我大舅妈呢，就是在年年庙会上，坐在最高的花车上扮演白娘子的，全镇最漂亮的女孩。大家就都服了气。我小时候用的枕套被套鞋子鞋垫，全都是大舅妈绣的，非常美，但那时全用烂了，一个也没留下。大舅做的家具也在1990年代初被更新换代，变成了贴皮的组合家具。从那时候起，大舅和二舅就下地去种棉花了，不知道是不是要从头学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