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去看过杨震宇一次。
为什么只有一次？
想不起为什么了。
记忆会提供多少“真实”？
谁知道。
然而，我又异常清楚地记得那次跟他重逢的场景。
事情缘起于大学三年级暑假，我们一群初中同学纷纷回到原籍，组织了初中同学聚会。
跟故旧聚会的好处主要是满足吹牛欲——人总是要吹牛的。跟太熟悉的人吹容易露馅，跟太陌生的人吹没有快感，而一群又熟悉又不真的了解的人，最能聚合出恰到好处的吹牛氛围。
那天我们三十几个人占领了一个街边大排档，大家很亢奋，抢着说自己。
几个小时之后，吹牛吹累了，开始聊未来。
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多数不开心的通常都热衷于跳过现在幻想未来。
我们是过得不开心的大多数，“未来”这两个字，从种种流行音乐和心灵鸡汤里跳出来，成了需要真枪实弹应对的现实场面，烦恼很蓬勃，理想很浩荡，同时前路茫茫一时调不准焦距。
大家推杯换盏地喝了几十瓶冰啤酒吃了一堆烧烤。因着对世事的一知半解，每个人都特在乎，又都想显得特别不在乎——只有心里装着在乎的人才会蓄意于表面的豪迈，凡是叫嚣“人生得意须尽欢”的人，一定是当时没有真的在“得意”，没有真的在“尽欢”。
路灯亮起来之后忽然下了一场雷阵雨。那场雨从电闪雷鸣的前奏到大雨倾盆再到淅淅沥沥的收尾，一共不过二十来分钟，好像一个捞钱的明星忙着赶场一样，阵仗很夸张，来去很匆忙。
我们的畅谈在大排档里的塑料顶棚下面被这场雨打断。等雨停了，大家回神儿似的望着天，有点不知道怎么接回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不知道谁说了句：“唉，要是杨震宇在就好了。”
大家又一阵沉默，这一次，沉默里弥漫着知己之感，仿佛终于找到心病的病根，又仿佛“杨震宇”是一剂良药，能平息一切令我们不安的世事消长。
一个人的成长中，可以拿另一个人当成“观想”目标，是莫大的运气。
那晚的聚会成了一个节点，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杨震宇都承担着一个神话般的重要角色：既是我们观想中的仰仗对象，也是我们依赖那段纯真时代的情感纽带。大家纷纷搜肠刮肚把当年跟杨震宇相关的段子找出来讲了一遍。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诌的。
我对“真相”没有太多洁癖。
记忆如果存在偏差，那么，决定那部分偏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另一部分的记忆？
因此，记忆与真相之间，可以不存在关联。
“真相”只需要对“当时当刻”负责，但凡与“记忆”有关的，无所谓“真相”的多寡，只有“情义”的多寡。
那晚，把那个聚会做成了一个“范本”。
之后二十年，类似的聚会，我们又重复了十几次，不管多少人参加，都有个固定的保留节目：争相讲述跟杨震宇有关的段子，真假参半。愉快地念旧，放心地吹吹牛。
成为范本的聚会持续了很久，我们从下午见面，一直聊到接近午夜。大排档老板实在撑不住，软硬兼施了几次终于收了饭钱，看我们还赖着不走，他不知从哪儿弄了条狗来企图吓唬人，然而狗不争气，一来先忙着吃地上遗落的烧烤，老板一阵懊恼，抄起炒菜铲子追着狗打，大家眼看一条饿狗无辜受牵连，才勉强纷纷起身。
一行人离开大排档，游荡在盛夏午夜的街头，下过雨的天清晰地错落着满天星斗，清澈着一番那个年代的诗意。
我们借酒装疯，横行在没有人的马路中间，班里最会唱歌的同学武锦程走在队伍前面起了个头，大家兴致高昂，跟他一起唱起了《国际歌》，“唐朝乐队”的那个版本。
正唱得来劲，路边一个居民楼上飞下来一只玻璃瓶，狠狠碎在我们附近，伴着大声的谩骂。
有几个男同学立刻急了——被扫兴事小，才吹过牛的人最不能被伤面子。维护尊严的少年们比武似的争相捡起地上的碎玻璃，奋力朝谩骂传来的方向丢回去，居民楼上的窗户丁零当啷响成一片，在夏天的夜里那响声清脆极了，带着种不容分说的决绝。
我们这群少年，正陷于渴望被了解的不满足。内心不满足的人最容易暴躁，那个丢下来的空瓶子成了导火索，少年们像集体发病一样同仇敌忾反击陌生居民区里对晚间睡眠有正常需求的人民群众。
巷战持续了一阵，同一栋楼上在陆续丢下来玻璃瓶和不明杂物之后，呈现出几秒钟弹尽粮绝的寂静。我们正要庆祝胜利，不知哪个不认输的住户负隅顽抗，又从窗口扔出半个西瓜。
那西瓜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闷声落在地上，鞠躬尽瘁地碎成好几瓣。
这时，我们班个头最高的女同学冯小若喊了一句：“别扔了！你们他妈知不知道西瓜皮多难扫啊？！”
楼上捍卫睡眠尊严的人们没回答这个问题。
我那几个正准备继续还击的男同学则应声停下来，任由楼上的大人又乱扔乱骂了一通直至消了气。
大家在激战之后的疲惫中就地坐在马路边，因刚才的半个西瓜，再次回忆起杨震宇。有一年暑假他带我们这班人勤工俭学，集体当了半个月清洁工。
那十几天，班里几十个同学每人每天都在午夜的街头清理过不少于几十斤的西瓜残骸。以至于我一辈子都不喝西瓜汁，也从不在户外乱丢垃圾。
“不乱丢垃圾”是那次勤工俭学之后我们集体许下的诺言。
我们在回忆中被善念唤醒，纷纷起身清理现场，大部分人都身手敏捷，保持了练习过的熟练，简直像真正的清洁工。
一切收拾停当之后，忘了是谁说了句：“要不，我们去找杨震宇吧！”
意犹未尽的一群人纷纷热烈响应，七嘴八舌地勾画着跟杨震宇久别重逢的场面，有种恨不得拔腿就走的架势。
即便如此，第二天，在一群人信誓旦旦说好要集合的时间地点，就只来了高冠、小五、李健、姚继勇和我。我们五个人四处张望，最终也没有等到别的同学。
在后来的聚会中，提及此事，大部分人都不以为然的像个天生的小无赖，大家顾左右而言他，似乎多数时候，我们只想徜徉“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而并不需要真的到那儿，简单地说，就是“喝醉了”。
我们五个宿醉的少年在车站上都困得没力气聊天，高冠拎着一兜子水果外加几个水果罐头，在车站的大喇叭宣布“列车马上就要出发”的时候，他突然把他手里那一兜吃的往李健手里一塞，说了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说完，没等我们反应和对话，掉头走了。
小五扭头对着高冠快速钻进人群的背影叫了句：“嘿！孙子！”
姚继勇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跟了句：“这帮孙子！”
站台上的大喇叭响起齐秦的歌：“火车快开，请你赶快……”似乎敦促人必须更加果决。
李健对着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又眺望了一遍，认命地说：“算逑，没他们我们也照样走！”
然后我们几个愤然上了车。
两夜两天之后的清晨，火车停在了终点站——那个传说是杨震宇落脚的南方城市。我们四个人都没吃饱没睡醒也没机会大便，每人一身臭汗地被人流推搡着狼狈地下了火车。
车站外是一个陌生城市，脚下没规则地胡乱纵横着的各种小路，耳边则是比地形更复杂的异乡方言，我们集体迷失方向，再次认识到世界上到处都是单靠热情应付不了的难题。
在各种住宿黑车等推销的簇拥下，李健自语似的说：“要不咱们先往前走走，反正，我听说他就在这个城市。”
小五被一个背大包行李的人撞了个趔趄，听到李健的话，没好气地反问：“往前？哪儿他妈才是‘前’啊？！你这简直就是一句屁话！”
小五这句呵斥外，自行免责，仿佛我们对杨震宇的确切地址没做任何深究，都成了李健一个人的错。
我倒没有特别的担心或怨尤，那时候我正在失恋，我只是单纯自私地想让自己“走出去”。“走”是我当时能够对失恋之痛做出的唯一应对。
一切熟悉的环境或是停滞的状态都让我的失恋情绪见缝插针地肆虐出现，而我对它在我心脏上细碎的啃噬全无招架之力。所以，只要是离开，只要换话题，就好。至于说，去哪儿，见谁，对于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实质的不同。对于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诸多苦，那年，我的见识尚且刚刚停留在初尝“生离”的地步。
就是那样，我带着一腔的内伤，披头散发地跟在三个男同学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游荡在那个陌生的南方的街头。
不过，别看前缀如此冗长，最终找到杨震宇的情景倒是干净利落，那痛快劲儿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一个人一辈子经验的诸多“出人意料”，会让人对“活着”不断地生出神圣感。
经历日后多次的回忆，和杨震宇重逢的情景已逐渐被我美化出一番类似宫崎骏[1]漫画的调调，且自心头还能自动涌动出久石让[2]的配乐。
记忆确实是会有很多“再塑”的能力，我们凭借着自己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系列事件的情感故意丑化或故意美化或故意忘记些什么，我们的生命有如此多被“爱恨”左右着的“故意”。
那天，到中午时分，我们一行四人已经彻底迷失在陌生的城市。
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相当老套：我们被一个黑车司机骗了一些钱，毫不意外，发生了口角。在被他轰下车之前我们四个人和他展开了激烈的对骂，各自都说着自己家乡的方言用恶毒的形容词以多次提及生殖系统的方式诅咒了对方的家人。
由于骂得太过投入，加速了大家的筋疲力尽，又是午饭时刻，生物钟作祟，在紧张愤怒等几重高亢情绪集中爆发后，剩下单调的饥饿感，快速消灭了我们心底仅存的斗志。
我们被轰下车的路边有一个海鲜大排档，门口摆着一排颜色不一的塑料盆，每个脏兮兮的盆里面都是各种鲜活丰美的水产。我们这些北方孩子对海鲜的认识有限，加上饿，出于本能，四个人并排蹲在了塑料盆前面。小五伸手逗弄盆里的鱼虾时我看见他的喉结鼓了鼓。他初具规模的喉结提醒我想到我们已不再是少年，这令我再次陷入伤感。我对着海鲜掉了两颗眼泪。他们仨一路上已经看过我十几次掉眼泪，懒得理会。我们都没说话，像陷进了被海鲜下了咒的沼泽一样谁也不肯再站起来。
店家经过观察，发现我们不是有能力消费的客人，态度变坏，初见时还努力说了两句普通话应酬，瞬间又恢复成方言，即使不用听懂具体文字也能从语气里感受到他明确的反感。
那年头“大学生”受到明确反感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们不常接受挑战的自尊受到刺激，互相对了几个白眼儿之后做出“士可饿不可辱”的决定，用尽最后一分力气，站起来走开，努力地昂首挺胸。
没走出几步，小五悲愤难当，在连续对地吐了好几口唾沫都还不解气之后，站在没几个行人的马路中央，仰起头，闭上眼睛，直着脖子对着正午陌生城市的虚空呐喊出三个字：“杨——震——宇——！！！”
夏天的昆虫，没理会小五内心压抑的呐喊，依旧照本宣科着它们毫无新意的争鸣。世界在昆虫的争鸣中仿佛陷入停滞，时光的延续在那一刻显得苍白而没意义。
谁知，就在没意义的停滞持续了大概五六秒之后，忽然，有一个声音从七八米高的斜上方出现:
“谁啊？谁叫我？”
我们错愕地抬头寻找那个声音的来源，发现海鲜店背后的一个居民楼上有一个打开的窗户，从窗户里探出一个发型凌乱的脑袋。
即使隔着楼前繁茂的树叶，我们也还是迅速识别出那人正是杨震宇。
嗯，这就是我们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找到他的过程。
是啊，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一切表象的偶然之下都有被看清或故意忽略的缘由。
我跟好多人讲起过这个画面，讲起我们跟杨震宇的重逢，每次讲的时候，都会根据围观听众的特点，略微调整侧重点。
最近一次讲起此事，是三年前。
那时候我开始跟一个极有成就的老师学禅修。心情复杂，感受丰富，内心因受到非常规的撞击而迅速地重组。那个状态，像史铁生[1]一部作品的名字——《昼信基督夜信佛》。对于跟杨震宇的重逢，那一回，我的分享变成：“所有遇见之人都可能是来帮你的，包括那个跟我们吵架的黑车司机。”这是由衷的分享。三十岁以后，人生的努力，为了杀出积习的重围，规避沉闷和成见。
当一个人开始试着取悦自己而同时不让他人烦恼时，他的拥有，即是自由。
就在小五对着天空喊出杨震宇名字的几分钟后，我们师徒五人，异地重逢。
当时我不知道，那次见面，既是重逢，也是永诀。
这话说的，煞有介事，然而有矫情之嫌。矫情在于，就算我当时知道那既是重逢又是永诀，我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卓越表现吗？
未必。
“永诀”，听起来隆重，实际上是一件多么稀松平常的事。
是的，“永诀”。
不论它被那些掘地三尺非要伤春悲秋的职业文艺青年给粉饰成什么样，都无法改变它朴实且多发的本质。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永诀”更“朴实”更“多发”的吗？
永诀的意思就是不会再见。
不会再见，在所有人的人生的每一天，都在平静、频繁而坚定地发生着。
你三年前那次吵架，跟分手的前任可能是永诀；你两个月之前发了条催账的短信，跟借了你钱演消失的朋友可能是永诀；你去年春节回家给隔壁王奶奶送饺子，她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你尴尬一笑匆匆而逃的那一面，跟她，可能是永诀；你刚才翻微信发现单恋过你好几年的那个“备胎”终于成了别人的另一半，你才恍然发现今年情人节他半夜捧着花在你家楼下徘徊的背影，跟你，原来是永诀。
永诀就是这么随意地，随时随地在发生着。
永诀自己没特别矫情，矫情的是我们看待永诀的方式。
如同那个年轻时代的草莽的见面，那个跟杨震宇既是重逢也是永诀的见面。
我不太记得杨震宇那天从楼上下来之后跟我们相认的过程。我只记得接下来他就地在那个大排档请我们吃了好多海鲜，让刚羞辱过我们的小老板端茶倒酒，填饱肚子并挽回了颜面。
一直到现在，如果特别使劲儿地想，我还能回想起那桌子菜。那些海鲜在被烹煮之后仰面八叉的样子是那么的放荡不羁，姿态撩人。它们冲撞了我对审美的认识，有点摇滚精神似的激起了我隐匿的征服欲，似乎必须马上抖擞精神狠狠地厮杀才对得起这场热辣的会面。
女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她们承揽了制造“诗意”的任务。其中，小部分卓越的女人会以角色之姿成为“诗意”本身，海伦之于特洛伊，杨贵妃之于马嵬坡，小龙女之于金庸小说，都是这样。
而剩下大部分普通女人，没命成为诗意的一部分，就有责任把重要的记忆“诗意化”。如我。
杨震宇带我们吃海鲜的那次被我列入诗情记忆，由于投入地吃海鲜，我忘了我的失恋。那是我在“初失恋”的头三个月里暂离悲苦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整整一顿饭的时间。
甚而在小五问都没问就拿走最后半个不知道叫什么贝的时候，我几乎要生气了。
久违的“计较”带来畅快，我为再次清楚地感到生气而忍不住一阵高兴。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是，那么可怜之人唯一的可恨之处即是太过执着于自己的可怜。
海鲜是带我暂离“可怜”的救命稻草。之后的几天，杨震宇丰富的安排巩固了这颗救命稻草。我们在杨震宇那儿流连了四五天。
因我们的到来，杨震宇很少处理公务，想各种方法安排游玩。他是我认识的成年人中第一个有私家车的，我们对此感到相当新奇。有一次，在一个盘山路上，小五太过激动，摇下车窗，对着窗外的湖光山色大喊了一声“I love my motherland.”——那是《庐山恋》里的台词，那个电影像个雕塑一样树立在我们整个的童年记忆中。
杨震宇听完大笑，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就跟着他一起大笑。路上还因为别的事儿他又带着我们大笑了数次。
我们还跟杨震宇一起爬了山，参观了山里的寺院，还去过有很多树的林区以及没有沙滩的海边。杨震宇一路都在给我们讲跟那些地方有关的地理人文轶事传说什么的，对他讲的内容，我早已想不起半个字，但我记得那里空气的味道，也记得路上听过的歌，还记得美食刺激味蕾后的欢愉感。有一天杨震宇给我们买了几个芒果。那时，南方水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组织有纪律地被贩卖到北方，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芒果。杨震宇问我们喜不喜欢，姚继勇一边大口地吮着手里的芒果，一边皱着眉回答说：“好吃，但是有股汽油味儿！”杨震宇听了又大笑。直到现在，每次吃芒果，我还是会想起汽油。
杨震宇常常大笑，他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就那样，似乎很多理由都能引发他大笑。等我自己成了一个成年人之后，才明白开怀大笑需要一个重要的情绪元素，叫作“心无旁骛”。
而又惟有心无旁骛，才令人忘却悲伤。
我并想不起跟杨震宇告别的画面，女人在情伤的时候内心比较柔软而敏感，情伤痊愈的征兆则是开始变得粗心和强势。
又经历几年颠沛之后，在忙得一片混沌的某一天，我接到初中同桌高冠的电话。在千里之外的电话另一端，他告诉了我杨震宇的死讯。
自听到他的那句话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头难以扼制地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然而，它又只能起在心头。
我说不清那种感觉。
想哭，可哭不出来。
有那么两个小时，我被眼泪逼迫得简直要吐。
那天全部的场合都像事先写好的剧本一样需要我自始至终强颜欢笑。
成年人的生活排斥临时的发生和临时的发挥。我分别跟不同的人开会，谈生意，聊艺术，论情爱，讲义气，预计天气变化。我悉心营造的生活里容不下一个突如其来的死讯。
或者应该说，因为高冠的这个电话，我被从自己编织的忙碌的假象中叫醒，重新面对“永诀”随时会到来的简单真理。
那之前的多部分时间，我都跟大部分人一样，对“死”持有讳莫如深的奇怪的嫌弃，就好像它是一种特别的瘟疫，只要通过“不谈”就能有效预防似的。
如果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也许我会选择哭、喊，或起码以足够的分贝随便嚷嚷点什么。
如果允许我加演再多的戏码，说不定我会捶胸顿足，揪自己的头发，把家里的鱼缸砸烂，或飞起一脚踢我最爱的猫咪之类的，总之气势要超过一切国产电视剧里被第三者插足的妇女。
然而，在那个当下，我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事后这个未能抒发的情绪拧成了一个心底的结。我想找一个出口把它解开，因此历经回忆，那些画面是那么的固执，一次次跨越千山万水而来，漫长的重复还原出质朴，在那儿，有那些久违的笑声，那些笑着的哭着的少年们的脸，和那个晨光熹微、如花似玉的季节。
人总是要吹牛的。跟太熟悉的人吹容易露馅，跟太陌生的人吹没有快感，而一群又熟悉又不真的了解的人，最能聚合出恰到好处的吹牛氛围。
I will be t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