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宇是我初中时代的第二任班主任。
他在我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出现，一共只教了我们三个多学期，没等我们初中毕业，他就去了海南。
他走的时候，我们十四五岁，他不到三十岁，都在各自的好年华。
他走得很突然，一切都不在计划中。等过了很久，才渐渐看清，所有“突然”，都是“必然”的结果。
从当时发生了一些事，到听说他的决定，到他真的离开，再到他走后我们面对的来自成人世界的报复。前后只有几个星期。快速的变数令少年们被迫快速的成长，大概长得太快，不得不用后来的很多年不断反刍，以“确定”那个成长，或是说，“安抚”那个成长。
杨震宇走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要去做地产了。大家也没问什么，说实在的，他说他决定做什么我们也都不会感到奇怪。反正杨震宇从出现起就不按常理出牌，渐渐在我们之间奠定了一种调性，见怪不怪，好像只要他在，一切发生皆有可能，一切存在即是合理。
我记得在他还任教期间，有一个假期，他去拍了电影。那个时候，电影是一个遥远的，非常模糊的概念，只跟那些一辈子都不会有关系的、只存在于影像中的名人有关。然而有那么一天，一个近在身边的活人，竟然去拍了电影，我少年的心，和那年流行歌里唱的一样，开始有点相信，世界上大概就是有“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这种事。
杨震宇自己对亲历电影拍摄倒是没有太过激动。他跟我们说他在里面演一个土匪，角色在走投无路之后占山为王，从此快意恩仇，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劫富济贫，只分财物不近女色，豪迈得特别单细胞，符合那个年代对“好汉”的定义。
“桌子上摆的其实是午餐肉，有时候同一盘，拍一天，端上端下十几次，回回都得真吃，到后来都快馊了，照样吃！还得假装吃得特香！”
杨震宇这种零碎的幕后分享，在课堂上深受欢迎。好几次下课之前，他兴致来了，会应我们的央告讲一小段。好多电影制作的画面经他一描述，猛然时空交错，渗着一种狠呆呆的侠气，我听他说那些，脑子里出现的都是《水浒传》。
说真的，杨震宇干的那些事儿，就算是在今天，发生在一个小城的普通中学语文老师身上，也应当算新奇吧，何况那是二十年前，何况我们那个地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那么安然的无名着，没有山高水阔的著名景点，没有财政傲人的GDP，没有被掘地三尺挖出来的土特产，甚至都没有猛然出过名噪一时的选秀艺人。人民安居乐业，没什么人上过头条，没有事件上热搜榜。我们也并未被教化去计较这些，所以常年保持着一种不经意的、安于现世的骄傲。
对了，“骄傲”。
杨震宇常常鼓励“骄傲”。这看起来跟当时《中学生守则》里明文规定的“戒骄戒躁”背道而驰，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知道杨震宇非常在意“骄傲”。
“得干点儿让自己感到骄傲的事儿！”是他常常挂在嘴边对我们说的话。
除了说，他自己也是这么示范的。不管他选择做什么，他总会把那个事儿弄得，有那么几分值得骄傲。
杨震宇拍那个电影时想必入戏很深，他刚从剧组回来的头一个月，举手投足之间都还存留了一股不好描述的“气概”。
从我们教室到办公楼之间有几百米的距离。从教室窗户望出去，能准确观察到杨震宇的行踪。那阵子，他走在校园中，总爱半低着头，身体略微向前倾，样子特别专注，看起来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好像脚掌跟地日久生了情，鞋底非得要在石头地面上踩出脚印才对得起那些用了心的重复。那种不好描述的“气概”跟他的背影交织在一起，里面隐约闪动着的一股子劲儿，似乎就是他经常说的“骄傲”。
杨震宇也很在乎“自己”，上课的时候是老师，一下课就是他自己。他没这么说过，但用行为阐述得极清楚。他重言传，更重“身教”，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绝不苛责我们。他重视“做自己”，他自己以身作则。当他宣布下课离开，走在校园中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好像瞬间就跟课本无关，跟校园无关，跟我们也无关，那一刻的他，是一个“人”而不只是“老师”。
他也是第一个对我们强调“做自己”的老师，鼓励我们成为“自己”而不仅仅是“学生”。他对我们是不是听话完全无所谓，他从来没有因为“听话”而赞扬过谁。他在的那几个学期，我们天性释放得最彻底，大家都跟向日葵似的，应着阳光自在地疯长，放松并尽兴。他来，就上课，他一宣布下课，即刻集体放风，想干嘛干嘛。不像对待别的老师，还要留出至少5米的距离或3分钟的空隙才敢懈怠。我们在杨震宇面前不太讲规矩，他也不太在意。
他在意的是“他自己”和“我们自己”，以及这之间蓄意留出的距离。那个距离，让骄傲中又分明有种寂寞。
也或许，骄傲本身就是寂寞的吧。
那画面到今天还如此清晰：杨震宇独自在校园里走着，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脚底跟地面惺惺相惜，天地间就只有他一个人，骄傲并寂寞。
也是夏天，傍晚的天光，被记忆加工过之后，那画面介于特别爱画云的外国古代人约翰·康斯坦布尔[1]的笔触和特别爱画山的中国古代人米友仁[2]的画风之间，宁静悠远，又包裹着约略的不可说的深邃神秘，好像随时有一阵风吹过，就直通着宇宙的另一头，在那个画面中的杨震宇，总觉得，只要他愿意，随时可能“绝尘而去”。
有时候我在窗口看着他，铿锵有力地，以“绝尘而去”的姿态，去了又回。
那时候以为，大概，一辈子，都会是这样的吧——我们这些少年，被杨震宇领着，以绝尘而去之姿，自在于人世间，不管去了哪里，总会回。
那时候夏天好像特别长，在回忆里，一直有特别好的阳光跟镶金边的云朵。空气里有种植物到盛年时释放的气息，特别欢喜，特别奔放，特别大方，特别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仿佛果真是生如夏花，过去的都会静止在将来里，拥有过的就不会失去，时光气定神闲的，那么慢，那么好，真能永生永世不分离。
杨震宇拍电影染上了戏瘾，后来他给我们组了戏剧小组演小品，他写剧本，他当导演，正式排练之前还特特地请了一位话剧团的老演员来给我们上台词课。那个老演员相当认真，以至于到现在我在练“腹式呼吸”的时候都是吸气瘪肚子瘪吐气的时候肚子鼓，腹部的起伏方向都跟正常人反着——据说只有职业演员才是那样。
像这一类的“后遗症”，我和我的同学们还有很多。
杨震宇只教了我们三个多学期，但每隔一阵，总有谁的某个“少年后遗症”跟他有关。仔细一想，似乎那些“结果”，都对应出杨震宇当年有意无意的安排。
杨震宇出现于我们少年时代的时间并不算长。只是，一个人是否重要，终究跟出现的时长无关，只有拿不出像样情义的旷男怨女才以年头长短拼感情论交道。
情义宝贵不宝贵，不在于在一起多长久，而在于在一起多用心。
因着杨震宇当初的用心，我们成了一群念旧的少年。
这个旧，一念就念了许多年。
杨震宇那年说来就来，另一年又说走就走。他的去留都没有拖泥带水，他的去留也没给我们机会好好做个准备。
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他那么走了之后，竟被我们絮絮叨叨，断续怀念了快二十年，这个延绵，如此漫长，漫长的很无解。
我特别钦佩的强悍女人苏珊·桑塔格[1]说“念旧是为了弃旧”。我很向往这句话，因为做不到。强悍如桑塔格也许有能力想弃什么弃什么。大部分人凡人如你我，凡人的念旧就是念旧，就是感怀，就是放不下。
趋前一步，念旧又多基于两种缘由，一个是“现在”过得不好，一个是旧事的“好”被过度放大。
之于我们，或二者兼有。
杨震宇在的那近两年又留了太多素材让我们有旧可念，他除了是一个称职的班主任之外有大量精力做了很多其他的事儿，拍完电影，他跟别人合伙开了个小饭馆，有阵子我们放了学会结伴去那个小饭馆吃面条。杨震宇到周末会自己去“镇店”，通常他都坐在门口的桌旁，一手捧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拎着个苍蝇拍，架势端正的劲儿倒像在刮骨疗伤的关公。他总是看书看得相当入神，旁边的脚底下有时候堆着一捆大葱，有时候堆着半袋子土豆。
记忆里，杨震宇碰上什么事都应对从容，他行事果断，但不急。有次我看学者梁文道[1]写的一个故事，说以前匈牙利有位贵族，酷爱读书，生性幽默，革命期间因政治斗争的结果最终被推上断头台，赴死的路上依然是镇定自若，等脖子被架在台上，他还趁砍头刀没落下来之前，在刚刚读到的句子下面画线做记号。
我先是为外国人杀人而不绑手还能让他拿着书大为感动，继而，在脑补这个外国贵族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出现的形象就是杨震宇那样的。如果人类到今天可以统一“贵族”的标准，那么，不论血统、背景、地位，决定一个人打心底里是否贵族，应当是不论遭遇，都凡事从容。
杨震宇是我少年记忆中“从容”的典范。
还是夏天，苍蝇从大葱或土豆旁边飞到书旁边，杨震宇偶尔兴致来了，顺手抄起苍蝇拍，看都不看，只一挥手，“啪”一声，就一只苍蝇在空中毙命，有时候甚至一拍两只。他的技艺娴熟，很少失手。每每也用同样的果决拒收我们的面条钱，他手执苍蝇拍站在收银台旁边轰我们，真诚和威严各半，我们吃了蹭，满心欢喜，肃然起敬，谁都不敢造次。
那画面，晕染了辣椒油的香气，沁人心脾。有好几次，我站在面条店门口，借吃撑之后饱足的晕眩感，眯着眼发呆。空气干净到能看见风的层次，眼前才刚因苍蝇的殉难，杨震宇一挥手卷起了滚滚微尘，它们在风中流转，让人忽然明白了什么是“遗世独立”，仿佛，一花，一书，一恩师，一苍蝇，无不如此。瞬间，感动得想哭。
世间的点化原本就无处不在。
不论多伟大多普通，都得行路。走得多困难也不要忘了往前看，经历再苦难也尽量不让自己心陷其中。
就是那样地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不论顺境逆流，尽可能静默单纯。
实则金戈铁马终有时，凡是拼命追的统统追不到，凡是执着等的总是等不及。一切的期许不过是返璞归真，每个遇见只为兑现前世的承诺。时光轮转，此生有幸，心里放着如此回忆如此人，看遍红树青山后，原来在的还在，原来爱的，从未离开。
一切的期许不过是返璞归真，每个遇见只为兑现前世的承诺。时光轮转，此生有幸，心里放着如此回忆如此人，看遍红树青山后，原来在的还在，原来爱的，从未离开。
I will be t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