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漫长的念旧

杨震宇是我初中时代的第二任班主任。

他在我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出现,一共只教了我们三个多学期,没等我们初中毕业,他就去了海南。

他走的时候,我们十四五岁,他不到三十岁,都在各自的好年华。

他走得很突然,一切都不在计划中。等过了很久,才渐渐看清,所有“突然”,都是“必然”的结果。

从当时发生了一些事,到听说他的决定,到他真的离开,再到他走后我们面对的来自成人世界的报复。前后只有几个星期。快速的变数令少年们被迫快速的成长,大概长得太快,不得不用后来的很多年不断反刍,以“确定”那个成长,或是说,“安抚”那个成长。

杨震宇走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要去做地产了。大家也没问什么,说实在的,他说他决定做什么我们也都不会感到奇怪。反正杨震宇从出现起就不按常理出牌,渐渐在我们之间奠定了一种调性,见怪不怪,好像只要他在,一切发生皆有可能,一切存在即是合理。

我记得在他还任教期间,有一个假期,他去拍了电影。那个时候,电影是一个遥远的,非常模糊的概念,只跟那些一辈子都不会有关系的、只存在于影像中的名人有关。然而有那么一天,一个近在身边的活人,竟然去拍了电影,我少年的心,和那年流行歌里唱的一样,开始有点相信,世界上大概就是有“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这种事。

杨震宇自己对亲历电影拍摄倒是没有太过激动。他跟我们说他在里面演一个土匪,角色在走投无路之后占山为王,从此快意恩仇,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劫富济贫,只分财物不近女色,豪迈得特别单细胞,符合那个年代对“好汉”的定义。

“桌子上摆的其实是午餐肉,有时候同一盘,拍一天,端上端下十几次,回回都得真吃,到后来都快馊了,照样吃!还得假装吃得特香!”

杨震宇这种零碎的幕后分享,在课堂上深受欢迎。好几次下课之前,他兴致来了,会应我们的央告讲一小段。好多电影制作的画面经他一描述,猛然时空交错,渗着一种狠呆呆的侠气,我听他说那些,脑子里出现的都是《水浒传》。

说真的,杨震宇干的那些事儿,就算是在今天,发生在一个小城的普通中学语文老师身上,也应当算新奇吧,何况那是二十年前,何况我们那个地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那么安然的无名着,没有山高水阔的著名景点,没有财政傲人的GDP,没有被掘地三尺挖出来的土特产,甚至都没有猛然出过名噪一时的选秀艺人。人民安居乐业,没什么人上过头条,没有事件上热搜榜。我们也并未被教化去计较这些,所以常年保持着一种不经意的、安于现世的骄傲。

对了,“骄傲”。

杨震宇常常鼓励“骄傲”。这看起来跟当时《中学生守则》里明文规定的“戒骄戒躁”背道而驰,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知道杨震宇非常在意“骄傲”。

“得干点儿让自己感到骄傲的事儿!”是他常常挂在嘴边对我们说的话。

除了说,他自己也是这么示范的。不管他选择做什么,他总会把那个事儿弄得,有那么几分值得骄傲。

杨震宇拍那个电影时想必入戏很深,他刚从剧组回来的头一个月,举手投足之间都还存留了一股不好描述的“气概”。

从我们教室到办公楼之间有几百米的距离。从教室窗户望出去,能准确观察到杨震宇的行踪。那阵子,他走在校园中,总爱半低着头,身体略微向前倾,样子特别专注,看起来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好像脚掌跟地日久生了情,鞋底非得要在石头地面上踩出脚印才对得起那些用了心的重复。那种不好描述的“气概”跟他的背影交织在一起,里面隐约闪动着的一股子劲儿,似乎就是他经常说的“骄傲”。

杨震宇也很在乎“自己”,上课的时候是老师,一下课就是他自己。他没这么说过,但用行为阐述得极清楚。他重言传,更重“身教”,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儿绝不苛责我们。他重视“做自己”,他自己以身作则。当他宣布下课离开,走在校园中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好像瞬间就跟课本无关,跟校园无关,跟我们也无关,那一刻的他,是一个“人”而不只是“老师”。

他也是第一个对我们强调“做自己”的老师,鼓励我们成为“自己”而不仅仅是“学生”。他对我们是不是听话完全无所谓,他从来没有因为“听话”而赞扬过谁。他在的那几个学期,我们天性释放得最彻底,大家都跟向日葵似的,应着阳光自在地疯长,放松并尽兴。他来,就上课,他一宣布下课,即刻集体放风,想干嘛干嘛。不像对待别的老师,还要留出至少5米的距离或3分钟的空隙才敢懈怠。我们在杨震宇面前不太讲规矩,他也不太在意。

他在意的是“他自己”和“我们自己”,以及这之间蓄意留出的距离。那个距离,让骄傲中又分明有种寂寞。

也或许,骄傲本身就是寂寞的吧。

那画面到今天还如此清晰:杨震宇独自在校园里走着,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脚底跟地面惺惺相惜,天地间就只有他一个人,骄傲并寂寞。

也是夏天,傍晚的天光,被记忆加工过之后,那画面介于特别爱画云的外国古代人约翰·康斯坦布尔[1]的笔触和特别爱画山的中国古代人米友仁[2]的画风之间,宁静悠远,又包裹着约略的不可说的深邃神秘,好像随时有一阵风吹过,就直通着宇宙的另一头,在那个画面中的杨震宇,总觉得,只要他愿意,随时可能“绝尘而去”。

有时候我在窗口看着他,铿锵有力地,以“绝尘而去”的姿态,去了又回。

那时候以为,大概,一辈子,都会是这样的吧——我们这些少年,被杨震宇领着,以绝尘而去之姿,自在于人世间,不管去了哪里,总会回。

那时候夏天好像特别长,在回忆里,一直有特别好的阳光跟镶金边的云朵。空气里有种植物到盛年时释放的气息,特别欢喜,特别奔放,特别大方,特别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仿佛果真是生如夏花,过去的都会静止在将来里,拥有过的就不会失去,时光气定神闲的,那么慢,那么好,真能永生永世不分离。

杨震宇拍电影染上了戏瘾,后来他给我们组了戏剧小组演小品,他写剧本,他当导演,正式排练之前还特特地请了一位话剧团的老演员来给我们上台词课。那个老演员相当认真,以至于到现在我在练“腹式呼吸”的时候都是吸气瘪肚子瘪吐气的时候肚子鼓,腹部的起伏方向都跟正常人反着——据说只有职业演员才是那样。

像这一类的“后遗症”,我和我的同学们还有很多。

杨震宇只教了我们三个多学期,但每隔一阵,总有谁的某个“少年后遗症”跟他有关。仔细一想,似乎那些“结果”,都对应出杨震宇当年有意无意的安排。

杨震宇出现于我们少年时代的时间并不算长。只是,一个人是否重要,终究跟出现的时长无关,只有拿不出像样情义的旷男怨女才以年头长短拼感情论交道。

情义宝贵不宝贵,不在于在一起多长久,而在于在一起多用心。

因着杨震宇当初的用心,我们成了一群念旧的少年。

这个旧,一念就念了许多年。

杨震宇那年说来就来,另一年又说走就走。他的去留都没有拖泥带水,他的去留也没给我们机会好好做个准备。

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他那么走了之后,竟被我们絮絮叨叨,断续怀念了快二十年,这个延绵,如此漫长,漫长的很无解。

我特别钦佩的强悍女人苏珊·桑塔格[1]说“念旧是为了弃旧”。我很向往这句话,因为做不到。强悍如桑塔格也许有能力想弃什么弃什么。大部分人凡人如你我,凡人的念旧就是念旧,就是感怀,就是放不下。

趋前一步,念旧又多基于两种缘由,一个是“现在”过得不好,一个是旧事的“好”被过度放大。

之于我们,或二者兼有。

杨震宇在的那近两年又留了太多素材让我们有旧可念,他除了是一个称职的班主任之外有大量精力做了很多其他的事儿,拍完电影,他跟别人合伙开了个小饭馆,有阵子我们放了学会结伴去那个小饭馆吃面条。杨震宇到周末会自己去“镇店”,通常他都坐在门口的桌旁,一手捧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拎着个苍蝇拍,架势端正的劲儿倒像在刮骨疗伤的关公。他总是看书看得相当入神,旁边的脚底下有时候堆着一捆大葱,有时候堆着半袋子土豆。

记忆里,杨震宇碰上什么事都应对从容,他行事果断,但不急。有次我看学者梁文道[1]写的一个故事,说以前匈牙利有位贵族,酷爱读书,生性幽默,革命期间因政治斗争的结果最终被推上断头台,赴死的路上依然是镇定自若,等脖子被架在台上,他还趁砍头刀没落下来之前,在刚刚读到的句子下面画线做记号。

我先是为外国人杀人而不绑手还能让他拿着书大为感动,继而,在脑补这个外国贵族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出现的形象就是杨震宇那样的。如果人类到今天可以统一“贵族”的标准,那么,不论血统、背景、地位,决定一个人打心底里是否贵族,应当是不论遭遇,都凡事从容。

杨震宇是我少年记忆中“从容”的典范。

还是夏天,苍蝇从大葱或土豆旁边飞到书旁边,杨震宇偶尔兴致来了,顺手抄起苍蝇拍,看都不看,只一挥手,“啪”一声,就一只苍蝇在空中毙命,有时候甚至一拍两只。他的技艺娴熟,很少失手。每每也用同样的果决拒收我们的面条钱,他手执苍蝇拍站在收银台旁边轰我们,真诚和威严各半,我们吃了蹭,满心欢喜,肃然起敬,谁都不敢造次。

那画面,晕染了辣椒油的香气,沁人心脾。有好几次,我站在面条店门口,借吃撑之后饱足的晕眩感,眯着眼发呆。空气干净到能看见风的层次,眼前才刚因苍蝇的殉难,杨震宇一挥手卷起了滚滚微尘,它们在风中流转,让人忽然明白了什么是“遗世独立”,仿佛,一花,一书,一恩师,一苍蝇,无不如此。瞬间,感动得想哭。

世间的点化原本就无处不在。

不论多伟大多普通,都得行路。走得多困难也不要忘了往前看,经历再苦难也尽量不让自己心陷其中。

就是那样地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不论顺境逆流,尽可能静默单纯。

实则金戈铁马终有时,凡是拼命追的统统追不到,凡是执着等的总是等不及。一切的期许不过是返璞归真,每个遇见只为兑现前世的承诺。时光轮转,此生有幸,心里放着如此回忆如此人,看遍红树青山后,原来在的还在,原来爱的,从未离开。

一切的期许不过是返璞归真,每个遇见只为兑现前世的承诺。时光轮转,此生有幸,心里放着如此回忆如此人,看遍红树青山后,原来在的还在,原来爱的,从未离开。

I will b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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