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问题

人若没做应做之事，那可不是造物主上帝的错。

——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一千六百年前，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极为关注后来所谓的“恶的问题”。我将把这一“问题”本身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因为它表明了我们对世界和上帝有过分的期许和要求。恶的问题再次显现了我们的责备倾向和对权利资格的不正当想法。

早在史前时代，人们就明白好人也会碰上坏事。而且自史前时代以来，这一直就是关切、错愕的根源，是不解之谜，还是过度哲学化、神学化、理性化的借口。或许更令人气恼却在形而上学上同样迫切的是，很显然，坏人也会有好事，即那些进行伤害的人并不总是会有报应。为了应对这两种令人烦扰的事实，人们发明许多天堂和地狱的说法，绝大多数（但并非全部）致力于如下主张：人们最终会各得其所。

苦难这一事实，压倒性地规定了恶的问题。佛陀教导的第一条高贵的真理就是，“生命就是受苦。”不过，佛教徒会发誓戒除导致苦难的欲望和祈求，而我们则坚持要满足它们，一旦受挫，我们就会大喊“为什么”。苦难需要别的解释。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棘手，在于有一个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问题就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好人会碰上坏事，那必定是因为（1）上帝不知道这事——但上帝是全知的；或者（2）上帝对此无能为力——但上帝是全能的，或者（3）上帝对此毫不关心——但整个论证的前提以及上帝的概念就是，上帝的关心——根本上说来，唯有上帝的关心——才是重要的。

二十世纪时，加缪在他那本最阴郁的小说《鼠疫》（The Plague）中对此作了概括，“人们死去，而且他们并不幸福。”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把现代人的感受概括为“荒谬”，即认识到生活根本没有意义，正义不存在，我们的祈祷也不会有回应，更没有上帝来回应它们。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有些晦涩但切中肯綮地写道：“我们必须学会无诉无求地生活。”有好多年，我不知道他这句话何意，但如今，我想我懂了。我不再以为这是对上帝的否定，哪怕加缪自称是无神论者。实际上，他心有戚戚焉地崇拜奥古斯丁。我认为，他拒斥的是用上帝来否定悲剧、荒谬。加缪说，这样做是一种“哲学自杀”。尼采敦促我们过一种没有“判断”的生活（尽管尼采自己显然也没有做到），意图也正在此。生活是荒谬的，但我们仍要生活，并且一起面对它。

全知全能的善良上帝竟然容许自己的领域内有恶存在，面对这一悖论，一直以来有诸多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最突出的方案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双重承诺和威胁。尽管俗世的情形并非如此，但会有补偿、酬报和惩罚，正义会涌现，令得救者永享幸福，受诅咒者承受无尽的苦难。这种化人类悲剧为神圣正义的做法有许多形式，既有粗糙的形式，也有精致的形式，前者有极令人厌恶的电视布道者所讲的那种粗糙的奖惩模式，后者则有卢梭和康德那种精巧的“世界的道德秩序”观；但我不想进入这种神学迷宫，对它们分类梳理。我的大致看法是，这种信念即使无法证明，也完全值得尊重，在这里，我不想对此加以辩护。相信来生，无论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彼岸天堂，还是此世轮回、变成鬼魂和与祖先团聚，都是人们最美妙、最可理解的信念，甚至最有经验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也应尊重它。

但并非所有这类信念都是美妙的。比如，把它们当作打击不信者的棍棒，或者以此为借口，让小男孩成了“殉道者”，白白去送死等等，让人不齿。不怎么令人生厌但同样成问题的是，把它们当作发狂者的安慰剂。若丧子的父母有适当的宗教信仰，对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能够唤起的只有同情，不会有哲学争论。但是，安慰剂并不是解药，而且，若撇开其疗效不说，从此世生活的观点来看，极乐世界也无法补偿被悲剧斩断的人生。值得怀疑的问题不是对来生的信念，而是这种补偿观念的适当性（康德和许多其他信仰者坚持其适当性）。上帝在他的宇宙里不玩一报还一报（或掷骰子）的游戏。

为了回答或解释恶的问题，出现了无数多少有些独创性的方案，其中一种是修补和弱化上帝概念。比如，有人说，信仰只是要求人们相信上帝很有能力，但并不是全能，或者说，上帝有极其出众的知识就够了，无需全知，当然，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标尺的精妙末端，人们可以想见，是那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干瘪的”逻辑方案，尤其是没有充实“恶”的概念，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核心。 另一方面，只需一点点哲学或神学诡辩术，一般人就会轻易地相信我们不能期望知晓上帝的“神秘行事方式”这类解释。因此，他容许人类生活中有苦难和死亡的事实，并不一定与他关心普通人这个观点相矛盾，而且拿这些与情绪和期望作比较也完全不得要领。最为著名的说法是，他的这一创造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恶和苦难都是在必要的范围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可能理解的。也有人说，实际上上帝“很忙”，没工夫照料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因此就有了一种“激进绿色分子的”回应：我们自欺地认为自己就是上帝只关心的我们，无论那个“我们”指的是唯一的“天选之人”，还是全体人类。

对于以上的某些观点，我颇为同情，尤其是生态学的盖亚观（Gaia，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母），这种观点在道家那里有最高远的表述。但是，对生态的尊重和责任，容易滑向对人的不屑，认为人“无足轻重”，从而导向一种激烈的反人本主义，在那里，纯粹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大打折扣，或被认为与蚊子的利益和需要无异。无论这类观点是否能说明世上存在的人类苦难（事实上，它确实不重要），它们与宗教裁判所一样，也有强烈的作恶潜力。恶的问题无法通过否认恶和人类苦难的意义而得到解决。

与通常谈论这一问题的框架相反，我想表明，恶的问题与相信上帝存在或相信来生并没有关系。加缪是一位无神论者，然而恶的问题以及人类苦难的存在扰乱了他天生的正义感和公平感，由此激发出了“荒谬”这个戏剧性的概念。尼采也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在《瞧那这人》中告诉我们说是“出于本能”），但他最猛烈抨击的不是上帝，也不是天堂。反而是对神学廉价琐碎的利用，借此否认或合理化苦难，而不去直面它，或像他所推崇的古希腊人那样，让它有点价值——即使无法让它美，也至少可以让其有意义。要质疑恶的问题，我们不必去质疑上帝的性质和存在，或对来生的信念。相反，要去质疑恶的问题，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好运的偶然性，明白否认不幸的必然性和生命的有限性，是多么地不理智。恰如伯纳德·威廉姆斯写的那样，“唯有那些期望世界美好的人，才会有恶的问题。” 因此，我们质疑那些对上帝和来生观念的滥用，因为它们罔顾事实，压制了我们最深刻的情感反应，还向我们保证说，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