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名之初，由于强调“经验性的”特征，经验文化学也求助于经典的社会学方法。于是，与对研究对象的信任、单独个体的感觉并行的是那些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并由此形成的形式上结构整齐的文献。可是，鲍辛格越来越反对这样的标准化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倾向于对浓厚的现实仅提供非常稀薄的描写，甚至经常由于对平均值的假想而错失个案的多样性。尽管鲍辛格在自己的著作里很少提到田野调查，更绝少涉略民族学的范式问题，他个人也没有和这个紧邻的学科建立很多联系，但这些都不意味着可以轻看他作品中的民族学内涵。这不仅表现在他从方法上要求将日常文化置于日常生活中去研究，同时也表现在他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题目的选择上。他的注意力经常指向文化的空间维度和结构。他调查的不是逃难者的思想观念，而是逃难者的聚居区；他关注的是城市和村落的特点，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辩证关系，地理界线与文化界线之间的关系；他关注的是移民的实践，是那些农村人口也在践行的行为，是与跨越边界直接相关的视界扩展，是流动取向与家乡取向之间的张力。在一篇发表于2001的文章中，鲍辛格在援引英国著名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的基础上，“冷静地但不是没有感情地”将家乡定义为一个“人们可以将帽子挂起的地方”（Bausinger，2001）。
他直到今天仍然钟爱的研究地域，显然不需要民族学的探险，而是通过一些采风就可以达到。布迪厄的阿尔及利亚贝贾亚地区，在鲍辛格就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符腾堡—巴登）。在这一地区，他有着决定性的田野经验。从这里的特殊之处出发，他试图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他总是回到这里，选取来自这里的轶事和事例，使他的文章具有可读性和可理解性。在五十多年的田野经验中，他记录和评说了当地的语言方式、思想方式，社会聚集的形式、讲述传统、阅读材料、休闲的习惯等——鲍辛格的全部作品加在一起可以说是一部巴登—符腾堡文化的百科全书。鲍辛格更多地把这个地区当做人们在跨地域流动中的出发点、行经点和目标点。他把这里看作各种因素的混合处，关于这里的地方性知识——正如他在新版的《民俗学》一书中总结的那样，是一种“在自己的国家中的比较民族志”。《外国人说……西南德的文化是进口产品》是鲍辛格写于1991年的一篇文章，在文中他严格地反对德国民俗学早期寻求“民族特色”的企图，反对那种至今仍在蔓延的民族自恋主义。人们承认，优秀的外来建筑设计师影响了这里的建筑史，外国工人是建设这里铁路线的主体，但是人们不愿意听到，土产的施瓦本的削面（Sp?tzle）源于意大利语spezzato，在斯图加特宫廷里备受钟爱的汤饺子（Maultaschen）来自意大利的Ravioli和俄国的Piroggen。鲍辛格指出，文化认同感具有建构性的特征，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是多重平衡的结果（Bausinger，1991）。毫不奇怪，关于族群性的文化构建理论在经验文化学中找到了丰富的土壤。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奠基性文章《旧的与新的身份认同》（Old and New Identities），今天在文化理论的讨论课上被精读。而其中包含的内容和观点，在经验文化学中也同样可以看到。
《酸涩的魅力》（Bausinger，2006）是鲍辛格最近一部关于巴登—符腾堡州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称之为“一片具有多样性的土地，在狭小的空间中满是对立之物，但有适度的反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补充说，这是一个符合鲍辛格品味的地方：这不仅仅是施瓦本追求自由的品味，也是怀抱理想主义的市民阶层对于多样性的品味；它不要求庄严崇高，但要求民主性的争议与共存；它要有调停的功用，但不将自身置于居中的位置。其结果是，鲍辛格尽管坚定地批评民俗学与理论为敌的态度，但是他自己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他是一个明确的折中主义者。如同他自己在访谈中提到的那样，他在箭袋中备下了不同的箭，以便能更好地射中每个日常行为和日常现象中的多重意义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