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对日常生活文化的兴趣甚至可以说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我们不仅从头到脚置身其中，我们的大脑也在里面。这也意味着：我们离日常生活文化那么近，以至于我们自以为可以准确地认识它。同时，我们却又如此深地纠缠于其中，这又导致了我们因缺少必要的时间和距离去反思它们，因而我们会对自己的日常举止作出错误的解释，或者不能对已经不再起作用的习惯性行为予以纠正。只要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行为，比如摘掉帽子或者握手，注意到我们自身和他者如何理解这些行为，这时我们就需要非常复杂的诠释学能力，就如同要对文学、绘画和音乐做出诠释一样复杂。日常生活史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那些倾向于以组织与事件为核心的史学还没有把握的内容（阿格纳丝·赫勒因此将日常生活称为“历史的秘密写本”），因为在这里可以检测出政治上的轰轰烈烈和媒体的一窝蜂式的报道之后究竟留下了什么。在这里，我想到的是他的演讲《秘密的延续——1968年学生运动留在当今日常文化中的痕迹》（Bausinger，1991d）。在许多当年的革命者纷纷列举‘68学生运动所取得的业绩时，鲍辛格首先提到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情”，即人们彼此以“你”相称的现象遍布社会。
在分析不为人注意的现象时，鲍辛格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严格地远离在德国广为流行的文化悲观主义的观点。在他那里，日常生活不是灰色的，日常的思想并非如人们经常描写的那样狭隘与目光短浅、充满偏见、不思改变与进取，通俗的、流行的日常文化并非一直在对抗精英文化的蔑视。鲍辛格通过指出人们如何对大众传媒节目进行独立、自主地选择与加工的方式，来说明大众作为被动的电视观众这一图景是多么无的放矢。在那些被广为病诟的大众旅游的游客身上，他看到了关于自身与陌生者的经验如何在人们身上起作用。在《对半教育的赞美》一文中他指出，我们应该看到底层民众手里的知识不是一个半空的瓶子，而是一个半满的瓶子（Bausinger, 1996a）。对于阿多诺的断言“半教育将知识的秘密王国变成了全体人的王国”，他也精练地指出：“王国的民主化没有任何坏处。”如果我们想理解鲍辛格这些对民众充满友好但绝非民俗浪漫主义式的立场来自何处时，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鲍辛格来自小市民阶层、没有精英学术的家庭背景这一事实。对此，鲍辛格既没有逃避，也不想对此避而不谈。在专业改革的二十年之后，“经验文化学”专业的注册学生人数增加了十倍。毫无疑问，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性的因素便是，在教育扩展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来自低教育程度阶层的子弟开始上大学，越来越多工人和职员家庭的儿子，尤其是女儿对这一关注“众人的文化”的学科感兴趣，并在这里进行对日常生活的启蒙。
如同许多民俗学者一样，鲍辛格出身于德语言文学专业。直到今天，他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还与民间文学的一些文类有关，比如童话、消遣文学、方言诗、德国的尤其是南德地区的纯文学、德国尤其是南德施瓦本地区的语言。不过，从一开始，鲍辛格的语文学就带有民族志的色彩。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52年）讨论的是研究对象的“活态的讲述”（这意味着，尽可能自发的、而非预先准备好的讲述）（Bausinger，1952）。1955年，他与阿诺·鲁欧夫
（Arno Ruoff）在多个城市和村庄调查和记录口头语言。他成为文学研究的批评者——在他看来，文学研究尽管一直在强调文本是在阅读过程中才被创造出来，但是文学研究者却并不关注实际上的、多层面的文学接受过程。相反，他们最后的落脚之处总是含混不清的读者，也就是说最终还是文本本身。他批评主流媒体研究者最多会关注某一单个媒体产品的效果，但是传媒界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却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