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的信条是，“将彼此对立的、非此即彼式的答案引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审视之中”。在很多研究对象上，他成功地将二元对立结构进行了消解：比如村庄与城市、外省与大都会、民族服装与时装、民歌与流行歌曲、日常生活与乌托邦、工人与市民文化。一个在他那里经常出现的思想方式由三步组成：第一步，指出一个广为接受的学术论点或者日常的看法（比如，当今大众旅游占主导地位）；第二步，对这一观点或看法的批评（事实上，大众旅游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三步，对批评的修正（个人的自助游也并不能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从纯形式的角度看，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回到原点。但是这个印象是错误的。鲍辛格式的论点会向前迈出整整一个音阶，然后最多会退回来半个音节。其回答中的可与否，都不被认为是正确的答案，更可能的是“对，可是……”或者“不对，可是……”。在这里，启蒙不是被理解为去灌输，半瓶醋的事实也不会被粗暴地驳斥，要讨论的是里面所包含的事实。相应地，在那些可能被当事人解释为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鲍辛格耐心地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或者可以互补之处。这里的目标不是共识、不是共同体，而是合作，至少是和平共处。
鲍辛格趋向于四平八稳的评判以及平和的行动，并不意味着对某些严厉的、文化上的对立熟视无睹，或者对无法容忍的文化状态也无动于衷。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他所偏爱的研究对象，都是一些有可能做这样四平八稳评判的题目。阶级斗争、战争、有组织的暴力、国家对少数族群的恐怖行径都不是他的专门研究领域。一方面，这和经验文化学研究所关注的方向有关：不关注政治斗争的场域，不关注戏剧化的个别事件，也不优先关注边缘群体，而是致力于多数人的日常文化。另一方面，鲍辛格对研究题目的选择，也与他从事研究工作期间的德国的历史阶段有关：在经历了纳粹、战争、奥斯维辛之后，和平、民主得以保证，长期以来富足繁荣日渐增长。在这段时间里，生存的前提不需要去斗争就能获得，对生活的规划布置则得以凸显。鲍辛格代表的那一代人，已经厌倦了英雄主义。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并不需要英雄，而是需要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近视域的伦理”——一个由图宾根的哲学家瓦尔特·舒尔茨提出、鲍辛格乐于引用的概念，是一种能渗入生活其中的思考。在这样的思考中，不仅要考虑到人是现实的、顺从命运安排的存在，同时也要对人寄予乐观的期待。
我想象中的鲍辛格雕像应该是这样的：站立的姿势，不超过真人的大小。没有底座。典雅的大衣、围巾。他的右臂做着指点方向的动作，但不是那种领袖式满怀希望、指点江山、规划未来的姿势。相反，他的姿势显得友好可亲、随时乐于给人提供帮助，就好像他正在指点一个来访者，如何顺利地将车开进停车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