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科摆》出版好几个月后，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用‘安帕罗’？那不是一座山的名字吗？又或者是一位望着山的女郎的名字？”他接着解释道：“有一首歌叫《来自关塔那摩的女郎》 ，里面好像有提到‘安帕罗’什么的。”43我的老天哪！我太知道那首歌了，虽然歌词我一个字都记不住。那是1950年代中期我热恋着的一个女孩那时经常唱的一首歌。她是拉美人，长得非常漂亮。但和安帕罗不同，她不是巴西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黑人，也不歇斯底里，但很显然，在塑造一位迷人的拉美女郎形象时，我无意识地想到了我青年时代和卡素朋一般年纪时交往的那个女孩。我曾想到过那首歌，虽然我完全忘记了“Amparo”这个词，但不知怎的，安帕罗这个名字就无形中从我的潜意识转移到小说的章节中。这个故事和小说的诠释完全无关。就文本而言，安帕罗就是安帕罗就是安帕罗就是安帕罗。44
再说第二个故事。读过《玫瑰的名字》的人都知道小说涉及一本神秘的手稿，那本失落的著作是亚里士多德《诗学》45的第二卷，书页涂有毒药。《第七天·夜晚》那一章是这样描述它的：
他大声念完第一页，就停了下来，好像对接下来的已不感兴趣，只是飞快地翻阅下面的书页，但再过几页，他翻得不利索了，靠近书的右上角侧边及上端外缘，有些书页粘在一起，因为纸张一旦受潮变质后会形成一种黏黏的浆液。
这几行文字是我在1979年末写的。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也许是因为《玫瑰的名字》出版后我开始比较频繁地接触到图书馆员和藏书家（也当然是因为我手头钱多了一些），我也开始收藏珍本书。在此之前，我也买过一些旧书，但那只是偶一为之，而且只有在它们很便宜时我才会买。在过去这二十五年里我才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藏书家—“正儿八经”，意思是藏书者必须参阅专门的藏书目录，对每一本藏书都要写一份技术文档，包括版本简介、之前或之后不同版本的历史信息，以及对自己那本书外观品相的精确描述。这最后一项任务需要用到技术行话，以便详细说明一本书是否生有黄斑或氧化变色，是否有水渍或污迹，书页是褪色发皱还是清爽挺括，页边空白是否裁切过度，是否有涂擦痕迹，是否经过重新装订，书脊是否有磨损，诸如此类。
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图书室翻阅摆在书架上层的书，找到了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1587年在帕多瓦出版的由安东尼奥·里科博尼作注的版本。我已彻底忘记了这本书的存在。在书的环衬上我用铅笔写下“1000”这个数目，这意味着我是在哪儿花了一千里拉（相当于今天的七十美分左右）买了这本书，时间可能是1950年代。我的图书目录上标明这本书是第二版，不是特别珍稀，在大英博物馆也藏有一本。但当时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它还挺难找，况且，里科博尼的注解相比罗博尔特洛的或是卡斯特尔维特罗的注解并不广为人知，也不经常为人引用。
于是我开始写下对这本书的描述。我抄下扉页的内容，发现这一版本有一个题为“Ejusdem Ars Comica ex Aristotele”46的附录，声称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喜剧的佚书。很显然，里科博尼试图重构《诗学》失传的第二卷。然而那样的尝试并不罕见，我也就继续完成了我对这册书外观的描述。接下来我的体验和苏联神经心理学家A. R. 卢里亚所描绘的一个叫扎萨茨基的人所体验到的非常相近。47扎萨茨基在二战期间丧失了部分大脑以及全部记忆和说话的功能，然而他仍然能写，他的大脑不能过滤的信息，他的手会自动地写下来。通过阅读他写下来的东西，他一步一步地重建了自己的性格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