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的发展是偶然的，既可能因为天气的转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性格而改变。如果一阵大雾没有在1776年8月30日的早晨降临在纽约港，那么乔治·华盛顿所率领、被英国人围困在布鲁克林高地的撤军就不可能成功地坐船逃离到曼哈顿，而如果这支军队没有存活下来，那么美国革命也就无从说起了。
人出生和死亡不在同一个国家，甚至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乔治·华盛顿的美国不是如亚伯拉罕·林肯所知的美国，更不是那个将艾森豪威尔将军选为总统的美国。在1996年春天参加的第四十届校友重聚上，人们及时提醒了我这一事实。在聚会上，晚宴后的发言者惊叹自从艾森豪威尔1952年竞选的那个秋天我们初次踏进校园后，世事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彼时，一个汉堡只要25美分，而杨基体育场的包厢一张票价也只要5美元。他们谈起黑人以前是不可见，现在已黑得清晰可见，谈起同性恋纷纷出柜而靓女扯掉了作为女性拘束物的丝绸衣饰，谈起跨州高速公路系统，超音速空中旅行，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谈起载人航空，越战，肾脏移植和人工心脏，水门事件，冷战的终结和互联网。
校友会秘书总结说，还没有哪一届学生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一场社会和技术变革的风暴。直到夜深人静，我才开始核实数据。在1956年我获得学位的那一天，当时庆祝四十周年重聚的人们在1912年就已经踏进了校园，而那一年正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年份。在其他值得一提的事件之外，接下来的四十四年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美国妇女获得投票权、禁酒令、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经济大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和原子弹。
这就是说，如同马克·吐温也曾说过的那样，尽管历史并不重复自己，但它押韵。若不考虑国家间不同的习俗以及时间地图上地缘政治学的重新布局，那么时下正在华盛顿、墨西哥城、北京发生的矛盾斗争—正如罗马帝国编年史中的战争或十六世纪萨勒姆猎杀女巫运动那样—是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之间的冲突，是事物成其为自身的特质与其中蕴含的可能变化的能量之间的冲突。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曾将历史当作“可视为榜样的尊贵事件”与“腐败净尽、应该避免的卑劣事件”的集合。两千年后，在谁也不知道引向何方的路上，美国当代小说家约翰·克劳利重拾了这一思想，并暗示道：“过去是新的未来……过去的教训并不简单或独特，（它是）人类可能性的巨大景观，可生产，不可耗尽。”
美国的诸位建国之父对历史资源进行了充分利用，其勤勉程度和其后辈对俄亥俄河谷、跨密西西比疆域土地和森林的攫取不相上下。通过阅读李维、西塞罗、普鲁塔克和塞内加，他们找到了制订其对共和国诸多构想的蓝图。
同样，对古希腊作品的再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学者斯蒂芬·格雷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畅销书《大转向》探讨了这个再发现的过程，解释了《物性论》一书的兴衰命运，后者是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公元前一世纪撰写的一部长达7400行的无韵抒情诗。格雷布拉特以《看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为副标题，在很大程度上，他将这一转变归功于1417年《物性论》在一个德国隐修院的重现，其发现者是波吉奥·布拉西奥利尼，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梵蒂冈官员和使徒著作的抄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