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人知，林怀民文字出身，且颇有成就：五岁半因为太爱发问，被幼稚园老师赶去提早上小学；联考前，别人拼命补习，他废寝忘食写小说；14岁在《联合副刊》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儿歌》；22岁服军役时出版小说《蝉》。加上台湾地区首任嘉义县“县长”儿子的出身，他无疑是在高度注视中长大的孩子，谁也不曾想他会在政大新闻系和留美英文系毕业后转身投向舞蹈— — 其父出言警告：“跳舞可以是乞丐的行业。”林怀民的回答是：“我知道。”
事实上这并不奇怪，文字或是舞蹈，都是年轻的生命急需寻找到的表达自我与志向的方式。在《蝉》里，林怀民描写的一群“在明星咖啡厅、野人酒吧、圆山育乐中心、台北新公园”——这些六七十年代现代主义青年的精神堡垒中，虚度光阴、消磨青春的青年男女，正印证了他当时的迷茫和心底的决心。
从 5岁起，他把《红菱艳（The Red Shoes）》痴迷地看了 11遍起就知道，留学时辅修艺术以零基础首次编舞《梦蝶》惊艳老师时更知道：舞蹈，是他体内无法回避的能量。
“对我来说，舞蹈比文字更本能。”而离台赴美，亦让 22岁的林怀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1969年 50万人大聚会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71年的保钓游行、反战运动、嬉皮士流浪……这，是一个爱情与自由沸腾而成的新世界。
1972年，林怀民拒绝了自己的舞蹈老师的盛情邀请，坚持回到了台湾。电话里，老师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去把台湾舞起来，再见。 ”次年，他回到还在戒严中的台湾。回来的第三天，他参加一个朋友聚会，所有人都在抱怨艺术界的死气沉沉，直到一个女孩子叫起来：“你们这些男生无聊透了！”夺门而去的举动把林怀民吓了一跳。面面相觑中，有人向他提议：“你不是说从美国回来是要做点事吗？做个舞团吧！”——这就是云门舞集的起源。
他即刻请朋友寄来著名舞蹈家玛莎·葛兰姆和乔治·巴兰钦的传记，日夜捧读，开始摸索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民间舞团之路。五年后，他的第一部作品，以台湾历史为题材的现代舞作《薪传》上演，一个熟悉的声音跳起来喊得声嘶力竭——正是那个当日夺门而去的女生，她已经浪迹天涯，换过了名字：三毛。为他喝彩的三毛、为他伴奏的罗大佑、被他感染的赖声川……林怀民和他们一起，创造了台湾省全面解禁前的艺术黄金期。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大陆《人民画报》上文革时期的赤脚医生，为人民服务，我被他们感动，”林怀民对我深情地回忆说，“我们都倔强地相信：年轻人是可以‘变天’的。”
人生何处无祭奠
天意眷顾倔强的人。
弃文从舞，林怀民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