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有一点很特殊：整个事件的发展演变多来自外国人的记录。但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蒋介石早就坚定声称，南京将战斗至最后一刻，所以对于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崩溃和恐慌，中国报纸是不会全面报道的。
在南京于12 月13 日沦陷后，中国报社也随之撤离，而日本记者就更不可能报道真相了，只有极少外国记者能在南京自由行动，而报道也多来自他们笔下。而且国民党撤离后，南京本就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中国政府官员都撤走了，处理社会保障和救济事务的日常机构也就不存在了，匆忙中成立的自治政府取代了他们配合地方慈善组织一起行事。全面报道犯罪事件的机构也消失了，幸得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们一丝不苟地做了尽量完整的记录。
南京的沦陷也暴露了国民党卑劣的一面。蒋介石守不住这座城市，政府的不作为表明它根本不关心被困的几十万中国人。唐生智的行为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这座城市被置于火海之中，而守城军队在逃跑时也没有考虑过要保护市民。在屈指可数的几名报道了南京沦陷的记者中，窦奠安便是其中一员，他对蒋介石坚持保卫南京的主张进行了抨击：“蒋委员长对此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不顾其德国顾问们的一致意见，也不考虑麾下大将白崇禧的意见，执意派遣部队留守南京，做无谓抵抗。”
但我们最终关注的必然是日本人的恐怖，而非中国人的失误。中国人的过失在于输掉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战争，而日本人的行为则是令人发指的。正如窦奠安所说：“日本人想尽量延长这样的恐怖，目的是让中国人明白，抵抗的结果将是如此可怕。”他还补充道：“今天，南京城里的人们，生活在死亡、酷刑的恐惧之下，埋葬了数万中国士兵的墓地里同时还有所有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希望。”
威廉·爱德华·陶德是驻柏林的美国大使，他于12 月14 日写道，驻柏林的日本大使曾吹嘘他们已经“杀了50 万中国人”，而东京高层希望西方国家不要做任何干预。尽管东京声称热爱和平，但陶德感到，日本人所做的事表明，他们企图吞并中国：“我甚至确信，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的部分动机便是想让中国人明白他们不应该依赖白人。”包括外交官和记者在内的西方观察者们都将南京沦陷看作中国人抗日进程中的巨大打击。蒋介石身边也有人持这种看法，其中就包括汪精卫。
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很少人相信南京大屠杀是有预谋的行为，令人震惊的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而是那些无法原谅的暴力行为。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在侵略华东地区时，实施的一系列暴行中最为突出的一次。这源于日军的愤怒，它原以为可以很快征服中国，就像1931 ～ 1937 年的入侵一样不会遭到多少抵抗。日本士兵们早已被官方宣传洗脑，他们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并且在军事训练中越加残酷，中方的抵抗力量以及夺取上海所耗费的时间都让他们愤怒不已。
早在20 世纪初，招募军队就成了日本建造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到了20 世纪30 年代，陆军和海军主宰了日本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将更具自由精神的社会部门全挤掉了。公众生活、商业和媒体越来越受制于军事项目的钳制。来自军队的声音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各处都在宣传：征服中国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