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部队撤离山东，轰炸于12 月14 日开始了。在山东落脚的传教士凯瑟琳·汉德写道：“……我们南部的兵营被炸了，我的房子在摇晃……那是一段我不愿意再次谈起的经历。在轰炸结束之后，我几乎无法说话。一共掉下来7 枚炸弹，但并没有全部爆炸。有2 个人被炸死，很多人受伤。”接下来几周不断有轰炸发生。12 月25 日，汉德悲伤地写道：“这是怎样一个圣诞节啊！我在早上还对能够在教堂服务感恩，但到了下午，就有11 枚炸弹扔了下来。”她记录道：“我必须用膝盖抵着一张凳子，才免于瘫软在地，这令所有人变得更加惊恐了。”第二天，随着轰炸机的消失，“人们不再急急忙忙跑向防空洞”，但心里依然怀着恐惧。
在其中一份记录中，杜重远写道，越来越多的难民畏敌人之轰炸机如“鬼神”。政府人员努力使平民对敌人不间断的空袭做出理性的反应，但迷信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阻力。中国当时的舆论，如同3 年后的伦敦。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反抗是真实而激烈的，但同时他们也怀着噬心的恐惧：死神会在任何时刻到来——毫无预兆，而且方式极其恐怖。
凯瑟琳·汉德在中国军队从山东撤退时所见到的这一幕场景，随着战争往西部深处延伸而无数次重复上演。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战役已经泾渭分明，但难民不受军事纪律的束缚，他们在惊恐中从一个冲突之地转移到另一个。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动作有多快，以及在他们到来后，其统治将会是什么样子。撤退到内地的国民党很快建立起一个抗日政府的形象，它收入了大批爱国分子，这些人宁愿流亡也不愿处于日本人的压迫之下。实际上，这是许多人逃难的动机。
对那些逃离华中地区的人而言，他们的命脉在于长江——这条水路可以将他们安全地带到武汉，或者再西向800 公里上游处的重庆。政府安排了近2.5 万熟练工人随之西迁，以备日后从事军械制造。工厂也被拆解、装船，因为在战争中不可能另建新厂。最为出名的难民中有几个是上海商人，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将工厂带走。一位铅笔制造商回忆道：
我与全体职工在敌机轰炸、炮火连天的危险时刻，争分夺秒地（将工厂拆解开来），随拆随运。我们将拆下的机件装上木船，在船外以树枝茅草伪饰，掩蔽船内物资。船沿苏州河前行，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进，终于经镇江运达武汉。
另一位难民后来也回忆起乘船行进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随着他们不断地往上游走，乘客必须转移到小船上，尤其是在一些危险的浅滩，那里需要高超的拉纤与划船技术才能通过。还有其他一些危险：
这天是旧历除夕夜，寒气袭人。当船队行至万县石宝寨的时候，我们遇到两艘海军鱼雷艇直冲而来，掀起的巨大波浪导致一条木船触礁沉没……最后仅剩下少许桅杆露于水面。后来，经过多方面打听，得知离此15 公里处有一水性高超的老汉，其手下有徒弟数人，俗称“水老鼠”。他们专门打捞沉船物资……从大年初一起就开始打捞，他们用两只小船在沉船位置上固定，小船上放着火盆、烧酒。“水老鼠”们轮流下水，用铁钩、铁夹子把木箱勾住，上面的人便一件件往上拉。随着重量减少，沉船渐渐浮起……经十天的打捞，沉船终于浮出水面。但船底的洞太大，已经难以修复，因此我们只得另雇木船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