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采访中，曾经的战时难民晏阳初将这次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初期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军和部分法军在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译者注）。前《大公报》记者徐盈称：“‘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至此，另一个历史性对比也凸显了出来。长征和沿长江往上游撤退都面临着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但长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最终成立了新中国，因此其大撤退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传奇。而国民党倒台后，重庆大撤退则慢慢被人淡忘。跟随国民党政府往长江上游撤退的难民们很快就遇到令政府头疼的组织问题。战争期间，仅仅四川一个地方，向救济机构正式登记的难民就有920 万人之多。许多人都很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不得不一直生活在污秽的环境中。有可能连故乡都回不去，而且也无法确保中国能赢得这场战争。
自古以来，中国人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逃难。每一个王朝缔造者都会将成千上万处于惊恐中的平民赶到逃难的路上。但20 世纪华中地区出现的首次人口高速迁移，改变了中国人对祖国的地理概念。对中国而言，这种人口迁移反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中国的民族意识。在过去的美好时光里，杜重远曾是一名为《生活》杂志撰稿的旅行作家，他在文中向读者介绍了自己沿着日益延伸的铁路所到之地的民俗风情。如今，他利用自己的旅行写作经验记述各地的苦难故事，完整地刻画了整个中国的磨难历程。从无锡逃出来的杨夫人也从观察中得出同样的感触：“那些男人（指她的同行者们）每天都聚在一起研究地图，那种专注的样子实在是前所未见。”在逃亡的后期，杨夫人坐在从桂林出发的船上，眺望着沿岸的风光，她不无讽刺地默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感谢日本人，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也不会踏上这么漫长的旅途，更不会看到这么多的风土人情。”
杨夫人旅程结束的方式也与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在流亡中坚持抗日完全不同。因为她与家人最终逃到了香港，然后又从那里辗转回到上海。最后，当旅程结束之时，杨夫人基本上回到了她3 个月前离开的地方。这样做的并非只有她一人。当时华东地区已被日寇占领，因而不再是一个时刻遭到轰炸威胁的高危之地，因为日本人不会轰炸其占领区。在上海不断出现的外国人居住区也意味着日本人的破坏性行为至少得到了收敛。然而，杨夫人的选择在本国政府及许多同胞那里并不受欢迎，后者无法想象自己会回去过那种被日本人统治的生活。杜重远观察到一种现象，而在整个战争期间，这种现象将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致力于铲除汉奸。也就是说，这些人甚至都失去了被称为“中国人”的资格。在太原，有人跟他谈论了有关“锄奸团”的一些事情：
某日曾提出有名的汉奸8 名，每个汉奸戴上高高的纸帽，在纸帽上写明其姓名、履历和汉奸行为，载在车中游街，又用极大的大鼓，且走且打，取“鸣鼓而攻之”的意思。满街的人看见这些汉奸们，无不同声唾骂。
突然之间，战争的形势使得大家对“国家”这一概念的认识，以及个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变得更加急切，更具意义。与此同时，它也赋予了人们的选择以黑白分明的道德色彩，特别是当人们面临着是否与日本人合作的时候。20 世纪初，中国人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而抗战期间，这种危机感变得更加强烈。20 世纪初，中国政治已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在各个重要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但早期的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自由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政治势力之间已变得两极分化、相互对抗，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认同“不同意见是有益的甚至是合法的”这一观念。
